人文精神的现代化

人文教育“教”什么?

    在美国，所谓的人文主义者，他们的文章基本上是在学报上发表的。他们运用一种他们自认为是理论性的语言。他们觉得作为一个专家，应该有一种理论性的语言。这种专业化的倾向，在美国，上世纪50年代以后，越来越加剧．，到了最近十年，更是变本加厉。学院里的语言到了连一般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已经听不懂、看不懂的程度。

    如果我们以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美国的“人文”，基本上植根在学院，而学院本身已经离开了美国的社会。但与此同时，美国的学院作为一种制度，是属于公民社会的一部分，所以学院的知识分子在学院的研究努力，就表示他在美国社会的努力。这一套以研究为基本出发点的大学体系，可以说是美国的现代性。这种专业化、合理化的知识工业的制造，变成了美国大学教育。

    到目前为止，在美国任教的人文学科的教授们，就是英文系、比较文学系、人类学系、历史系、哲学系等学科的教授们，对于美国大学的制度，尤其是对于美国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和学院外的社会风格隔阂这个问题产生了非常大的焦虑，并因此而产生批判。不少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于人文学科进行反思，他们在想到底该怎么办。这个情况刚好发生在现在亚洲的各个大学争相模仿美国大学制度的时候。比如现在香港的大学，已经从英国制走向美国制，注重学科、注重科系、注重研究，注重文章发表的次数，整个的一套公式完全是学美国了。

    当年英国贵族式的人文主义的教育，就是牛津和剑桥的教育。作为一个人文学者，就一定要念古典的东西。有了古典的文化素养，才能训练出一种个人的、有道德的品性。所谓的人文主义者，他们是不分学科的，不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而是什么都懂，或者是什么都懂一点，基本上是有一种人文涵养的学者。

这个传统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实的情况是已经产生了各式各样的人文的危机，有人文主义的危机，有人文学科的危机，还有最重要的所谓人文精神的危机。常常有人问：“人文到底有什么用?”我们只好说“没有用”。基本上中外都一样，整个社会中流行着一种实用主义观念，就是什么都要有用。

这就牵涉到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对比。英国学者斯诺就提出来，说所谓人文的文化和科学的文化，这两种文化永远不能够交通。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正是这两种文化如何对话、如何交通的问题，然后在这种对话、交通里，为我们21世纪的人走出一条路来。这种交通当然非常困难，特别是在实用的自然科学所注重的实用理性(或者叫工具理性)如此发达的今天。

   “今天”的意义在哪里?

    我在香港教书，如果用今天这个题目来讲的话，大概不会有人来听；如果我讲“王家卫与电影”，大概有几十个人来听；如果我和周星驰对话的话，会有几千人来听。所以你就知道了，对于很多人来讲，只有今天，根本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

    一位在北京很有名的后现代的理论家，批判人文主义的失落。他说：“我们不能拒绝今天，我们拒绝今天就是拒绝过去和未来”“人文精神也只有被置于当下的语境中，与大众文化和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一致，经受反思与追问。我们无权把人文精神变成一种绝对的目标。”他从一个后现代的理论上说，我们现在所注重的就是现在，而现在的中国文化是媒体、大众文化、商业文化。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们特别提到“我们不能拒绝今天，拒绝今天就是拒绝过去和未来”这句话。我现在的出发点就是：如果我们不拒绝今天的话，请问“今天”的意义是什么？

    目前西方很多的人文主义的学者似乎不约而同地开始研究“今天”的问题。“今天”变成了现代性的时间观念里最小的一个单位，而他们就是从这个最小的单位来探讨它的哲学性、思想性，探讨它是不是还有意义。这种探讨的方式，我认为还是一种有人文精神的探讨方式。如果不用这种方式讨论的话，“今天”是没有意义的，今天就是商品，就是消费，就是起床，吃饭、喝茶，每天都是一样的。对于“今天”“每一天”，你过的是习以为常的生活，但是这个“每一天”作为一种现代性，或者说在后现代语境里，它的意义是什么呢?这反而成了一些理论家最关心的问题。如果你觉得它一点意义都没有的话，事实上你已经

和机器人差不了多少了。

    我在上海的街上走的时候，感觉也是熙熙攘攘，好像没有办法得到心里的沉静感。我越来越觉得上海人跟香港人一样，每天的工作越来越忙。我总以为香港没有历史，而上海到处都有历史，可是我们这次住的小旅馆里有一个服务员这样问我的太太：“汉朝、唐朝真有这回事吗?真有汉朝人、唐朝人吗?”大家听了都会觉得好笑。但事实上，很多人的确只不过知道“汉”和“唐”这两个字而已。换言之，我们习以为常的一种持久的历史感在逐渐消失。这就牵涉到一个有点人文关怀的人怎么样对待现代的问题。

    “五四”的时候人们认为，“现在”是时代的浪尖，是未来的垫脚石，在一个现代的时刻做一个知识分子，是为了继往开来。

从现实的立场重新出发

    历史是以一种幽灵的方式存在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招魂”，这是对人文主义学者最大的挑战。

    我个人最尊敬的理论家本雅明，生活在上世纪30年代的德国，当时他就开始对这种现代性提出一系列的论述。他写过关于巴黎大都市的文化，特别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这种现代性基本上是一种都市文化的产物，只有在大都市里，你才会感到这种“现在的急迫”。大都市里有很多很多人，作为一个个体，你的感觉会是什么呢?是一种失落。这种失落不只是一种迷路般的失落，而且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失落。个人的意义在哪里?

    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张，我们以前对于历史总觉得是从以前的一个固定的时刻开始的，比如汉朝或者唐朝，然后从那个时刻一路拉到现在，也就是以过去某一时刻为起点拉到现在来看的。但是他认为，历史其实不是这样的，而是好像一个人的回忆一样，以现在为基点的。我们的回忆，有时候是要用现在的这个立场来召唤过去、召唤历史。他说“要把过去抓住”，如果你看得见过去的形象，你得马上把它抓住，如果不能抓住，你再也看不到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现在和过去的意义，就是一种认知的意义，一种自觉的意义。认知和自觉、现在和过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所以目前我们所探讨的已经不是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也不是超越的、普世的人文精神价值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一个危险的时刻里，能够捕捉一点过去的人文的回忆，这不只是对学院教授们的挑战，也是对于每个人的挑战。

    因此我对于学院教育的改革，想法非常极端。特别是在香港，我认为已经没有办法用我小时候的那种办法，就是从古到今的教法，来教历史了。应该从现在开始，甚至先演一部王家卫的电影。当有一些名词，或者一些影象出现的时候，你按暂停，问这个影象是什么意义。要知道，现在在很多地方，比如美国、香港，人们对于历史的回忆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已经没有什么历史感了。所以我最近在上海就特别提到，幸亏上海和香港不同，因为上海到处充满了幽灵，每一个饭店背后都有幽灵存在。历史是以一种幽灵的方式存在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招魂”，幽灵越多越好。这样的一种幽灵的存在，变成一种“过去”和“现在”的对证的关系，我认为是对人文主义学者最大的挑战。无所谓传统、无所谓秩序、无所谓连续性，我们事实上被逼从一个现实的立场上来重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