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心灵的风景
- 发布时间：2012-01-05 14:08
- 作者：穆耕森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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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手记】
记得去年的12月31日，傍晚忙完了年底最后的工作开车回家，走到紫竹桥时，随手打开收音机，新闻台里传出很文艺的男声，细听，是史铁生那篇《秋天的怀念》。那本不是一个适合抒怀的时段，街上依然熙来攘往，车水马龙，但心一下子沉静了。2010年的最后一天，这位在病床上不断追问生命意义的作家带着对灵魂的求索向世界告别。他的辞世为那个岁尾平添了淡淡的忧伤，淡淡的思虑，淡淡的对岁月的感怀。
每天，不断有生命与这个世界作别。每天，无数的人为这个世界书写风格各异的故事。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我们如此幸运，成为一个阅读者。编一个版，阅读一个人，徜徉于人物的经历中，品味他们于各自场域的思考、感悟。
“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黄培云、佛教学家方立天、女科学家王红艳、公益偶像刘思宇、乡村教师仲威平……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带来的感动却是一样的饱满、丰沛。
作为“人物”版的编辑，我们在有限的版面安排这些有着精彩故事的人物出场，通过他们的人生际遇，追寻社会发展的进程，探究人与时代的关联。
在阅读别人的故事时，我们也在写着自己的故事。就如“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事实上，记者、编者、读者以及文本的主人公的确是在同一个空间行走、对话的，只是站的位置不同，所以有了观察视角的变化，这更带来看与思的意趣。当你翻开报纸、点开网页的时候，我们相遇，当你想说点什么时，可以在我们的博客写下留言。读一篇篇文章后面的那些点评，总好像遇见老友，在唏嘘感慨一段段教育人生、世间百态时，我们与读者的距离无限靠近。
每个月末，我们梳理当月的热点人物，以及由人物带动的新闻事件。《网络时代的人生剧本》、《幸福在哪里》、《别让童年随风而逝》、《人的距离，心的温度》……都是在表达我们对当下社会主题的关注和思考，传递一种观照世界的态度。
在阅读者、思考者之外，我们也是书写者。对于记者而言，书写本身即是一种行走。
2011年早春，我和湖南记者站的同事走进桃江县的郭家洲，探访教师夫妇郭凯峰、胡叶芝和他们的孤岛学校。写下《生命日记》的于娟，偶像教授刘宪权，为农民立传的硕士生曾维康……每个月末，编辑俞水循着人物的足迹，追索他们的心路历程，画下了一幅幅人物肖像。
某个早晨，我点开博客，意外地看到大约十年前采访过的“哈利·波特读书小组”中两个孩子不约而同留下的评论。他们都是无意中百度自己名字搜到多年前我写他们的那篇文章，并且因点评同一篇文章而在我的博客空间重逢。对我来说，那只是一次普通的采访，却为他们记录下了童年有意义的瞬间。当他们长大的时候，又通过一篇文章重拾童年滋味，我想这是一个书写者的幸福。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说：“记忆是心理的废墟，是回忆的旧货铺。”我却视记忆如珍宝，时常去捡拾美丽的贝壳。因为，任何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每一个人生，都是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那一段段色彩斑斓的教育岁月，吸引我推开门，走进去观赏，带着对人、对命运的好奇和关切，兴味盎然地阅读、书写。
“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勇敢地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史蒂夫·乔布斯的这段箴言算得上2011年被重复最多的人生忠告之一。
在这一年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读着他的、你的、我的故事，耳边响起的仍是被无数人、无数次追问的生命的意义。这追问使寻常的日子有了不同的质地，使普通的灵魂也散发光芒。
挥手告别远去的日子，心里也许带着遗憾、不舍，但当新年的太阳一如既往地升起，我们有理由“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回访2011
雷闯：哪里有不平我就到哪里
去年，我决定休学，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一想法在今年得以实现。
3月22日，我寄出了第一封请温总理吃饭的信，希望在7月28日首个世界肝炎日这天请总理吃饭。虽然那一天，我并没有请到总理，但我仍在给总理寄信。
休学最初，我的梦想是陪同从日本辞职回国的乙肝病毒携带者“锄草”在全国各地“征人吃饭”，以普及乙肝知识。可惜的是，今年年初，“锄草”因为种种原因，暂停了“征人吃饭”活动，幸运的是，我又找到了志愿者“锄草2号”，和她重新走上“征人吃饭”的乙肝知识科普之路。
这一年，我还一直带着两块砖头，哪里有不公平，我就去哪里表演“拍砖”。
值得“拍砖”的事情很多，我看到的可喜变化也不少。虽然我仍会不时收到“肝友”们给我的求助邮件，但也有不少“肝友”告诉我他们得到了公正对待。看得出，2010年2月国家三部委进一步出台取消入学、就业乙肝项目体检的政策，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平等入学、就业有很大帮助。
今年9月，我结束了休学生活，回到学校。有同学问我休学一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想说“经历，即是收获”。有时，我看到以前的同班同学大多已完成了实验，开始找工作，我也会怀疑自己休学一年是否值得。但我最终的答案是，就像每颗星星都有自己的轨迹一样，我也应追寻我的轨迹，为什么我的人生一定要和其他人一样呢？
对于未来，我有着这样的设想：毕业之后做一个网络版“反乙肝歧视博物馆”，记录乙肝战友们的遭遇，记录反乙肝歧视的历程，记录为消除乙肝歧视作出卓越贡献的推动者。我希望告诉后人，中国有近一亿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他们曾经遭受各种歧视：不能考公务员、不能当老师、不能当警察、不能当飞行员……
我想，这是在记录历史，也是在推动历史。
（本报记者 俞水 采访整理）
谈方：这世界还是好人多
即将过去的2011，是我最累也最快乐的一年。
今年10月，“中国好人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认可，这让我们倍感振奋，也使“好人网”的工作有了很大进展。
10月28日，广东省文明办决定，从2012年起，每季度评选一次“广东好人榜”，给予好人们荣誉和奖励，活动由“中国好人网”承办。
12月17日，全国第二届好人论坛“搀扶老人的道德与法”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中国好人网”是主办者之一。
“中国好人网”的浏览量也大增，日浏览量最高时达到过8月底的70倍。就在12月20日，又有人为“好人基金”捐了20万。
这一年里，很多人都说我感动了他们，其实我想说，是“好人”感动了我。
我常想，为什么“好人网”刚刚起步，一些事情仅处于设想阶段，就得到了这么多的赞誉和鼓励？我认为，是因为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人们愿意看到好人多助，否则我们不会得到如此多的认同。我难忘一次在北京打车的经历，司机师傅听到我在电话里讲“好人网”的事，竟说什么也不收我的钱，我只好把钱扔在了车上。类似的情形在广州、上海、南京都发生过，可见，支持“好人”的人无处不在。
我接触到的“好人”们也时常感动我，因为他们太容易满足了。有时，我们给予他们的仅仅是精神上的安慰，他们也会感动得泪流满面。其实，哪怕他们为别人付出了很多，他们想得到的也仅仅是被理解。
对于即将到来的2012年，我有着很多憧憬。
关于“好人网”，我希望它能实现“职业化、专业化、现代化、中国化”，拿下公募资格。我们还想成立一个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益团体，并为中国慈善事业献上一个捐赠信息全程跟踪平台。
我还希望“好人网”规范化后，我可以更加专注于“好人文化”的弘扬。也希望自己别再那么累，虽然我在媒体上表达过愿为中国公益少活20年的决心，但我又希望能多活一些年头，因为我想为“好人”做的事情太多了。
（本报记者 俞水 采访整理）
曾维康：从农村来 到农村去
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到基层工作已经将近半年，回想即将过去的2011年，我所收获的将影响我的一生。
这一年，我坚持完成了我的硕士论文《农民中国：江汉平原一个村落26位乡民的口述史》，讲述了家乡26位村民的生活。我想告诉大家，现代中国农民到底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我是个从农村出来的“土娃子”，为农民做点事情是我多年来的愿望。
因这篇论文我受到了媒体的关注，很多人在“人人网”上找到我，给我留言，这让我很高兴，因为很多人都在关心农民。
这一年，我作出了事业上的选择，决定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基层工作，“从农村来，到农村去”。今年7月4日上班之后，我更真切地认识到了基层的世界有多么广阔、多么丰富。我每天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工业、农业、城建、交通、国土……如果下乡去调研农民生产生活情况，或许还有机会吃到货真价实的土猪肉、土鸡肉、土鸭肉，可爱的乡亲们会给你盛上满满一大碗！你不吃？不吃就不告诉你我去年种了多少亩甘蔗，养了多少只鸡！壮乡人民真是热情好客。
到基层工作，最直接的体会就是基层需要人才，需要为民办实事的人才。上个月，我陪县领导走访了几个经济条件最差的村屯，那里是大石山区、喀斯特地貌，农民的耕地面积很少，增收长期没有出路，在开座谈会时，很多农民提出希望党委政府能帮助他们寻找出路。这都是很实际、很具体的问题。
如果说新的一年我有什么愿望，我现在想到的就是希望亲手为当地的老百姓办几件实事。（本报记者 俞水 采访整理）
郭凯峰夫妇：孩子家长送来鸡蛋
虽然生活在湖南郭家洲的孤岛上，这一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重要事情也不少。
比如，四年级的雷圣佳同学去年摔伤了手，家里又困难，我们想办法帮助了他。今年刚开学，我们就到他家进行家访，送去了为他争取到的500元助学金这钱是一位好心的小企业主赞助的。得知这件事，雷圣佳的家长非常高兴，他妈妈拿了20个鸡蛋给我们吃，我们坚持不要，可第二天，她还是让孩子将鸡蛋带到了学校。
还有不少开心的事。教师节前夕，刚接完中心学校周若林校长的慰问电话，郭望宇的爸爸郭苏中和郭胜佳的爸爸郭亮就来到学校看望我们，并且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吃晚饭。这两个孩子的成绩都比较好，进步也快，家长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张罗了一桌子的菜。其实，吃饭很平常，但这两位家长很用心，在教师节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收到的不仅是对我们个人的尊敬，更是家长们对所有教育工作者的一份敬意。
第二学期开学初，湖莲萍学区和郭家洲村委召开了工作会，并且出钱对学校进行了进一步修缮，改善了办学条件。这也让我们很高兴。
当然，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仍然有困扰。最大的困难是岛上没有网络，手机信号也不太好。生活比较单调，枯燥。
不过，《中国教育报》对我们进行报道之后，我们个人、学校，还有这个小岛，都提高了知名度和美誉度，许多朋友打电话来了解情况，当地一些社会人士也开始关注这里的留守儿童，并给予了实质性的帮助。镇里的中心学校和村上对我们郭家洲小学也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关注。我们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同时也觉得工作和生活更有希望了。
我们的新年愿望很简单：一是努力工作，继续守护孩子们；二是建一个简易图书室；三是架设一个篮球架。
（本报记者 章仙踪 采访整理）
潘文彦：过随性自在的晚年
当了一辈子物理老师，退休十几年了，有些物理概念和原理还经常在脑子里盘绕。最近，我常琢磨热力学中的熵增加原理，觉得这原理和社会生活中的道理是相通的。比如一杯热水摆在桌子上，慢慢变凉，热量散发到空气中，但空气中的热量却不会自动聚集，让这杯水重新变热。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看到他们付出的劳动与可得到的报酬直接挂钩了，就有了极大的积极性，结果农民的腰包鼓了起来，城里人餐桌上的粮食蔬菜也丰富了起来。这样的发展变化是人心所向，容不得开历史倒车的，就好比熵增加原理，是不可逆的。用熵的观点看世界，别有一番意味。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同样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趋势。我认为，宗教为人们架起沟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桥梁，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大有裨益。回眸2011年，我的一部分精力花在了宗教方面。上海不少佛寺恢复重建，我受他们请托，撰写了不少钟铭、熏炉铭和对联，也参加这方面的研讨会，讨论佛寺建筑与佛化生活的关系。为宗教文化事业出一份力，也是为构建心灵上的桥梁起一点作用，我感到心里很安宁。
我喜欢旅游，但80岁以后，旅行社就不接收我们了，我更多在家过闲散的日子。生活俭朴一点，不求完美，但求随性自在。
我的学生很多是教师，他们从《中国教育报》读到关于我的报道，纷纷给我打电话，带来积极的反馈。学生们觉得亲切，想到了年轻时校园生活的点滴，又似乎对我这“老”老师多了一层认识。
2012年，有两件事情我很期待。一是编辑出版《若己有居文存》，里面将收入我回忆陈从周、钱君匋等人物的文章，并编入散文、游记、诗词、铭文、对联等。另一件事是参加在杭州举办的丰子恺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将提交关于艺术家的影响及流派方面的论文，用以纪念丰子恺老师的道德学问。
（本报记者 董少校 采访整理）
曾柏良：让每个人的心都亮起来
先天双耳残疾的曾毓珺和盲人画家陶进两人最近获得“香港十大杰出人物”一等奖，12月22日，我带他们从香港领奖回来。他们向世人证明了，残疾人亦能发挥所长。
12月23日下午，广西南宁市爱华中学校长邀请我为全校900名师生上了一堂盲画课。一堂课结束后，学生们还依依不舍，紧紧拉住我的手要我教他们画盲画。
作为盲人绘画的开创者，我既传道也传教更传授技术。因为，成功者都是愿意反反复复做同样简单事情的人，盲画、心画，励志为上。
40年了，我一路走来，助养、收养了16名残障儿童，至今已帮扶3万多名残障人士走出绝望与困境，帮助1600多名残障学生解决了就业问题。我曾受到江泽民同志和中国残联名誉主席邓朴方的接见，被授予“全国助残先进个人”称号，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要出版我的《盲人绘画心路历程》一书。
我想说，其实，盲画很简单，我创造的盲画、心画，就是把复杂的事简单化、简单的事快乐化、快乐的事大众化。
今年，令我最牵挂的曾光彩，已于7月从南宁市锦华小学毕业进入南宁市爱华中学，升入了理想的学校。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看着学生们自信地展示自己，我亦收获了震撼和感动。
我准备明年参加伦敦残奥会，要向世界证明，教育改变人生，教育可以让每个人的心灵都亮起来。
（本报记者 周仕敏 采访整理）
感受2011
礼物
俞水
岁末，“盘点”是很多媒体人的关键词，作为“人物”版的编辑，我也不例外。
就在我回望这一年展现于版面的一张张脸孔，追问他人这一年的喜乐与烦恼、付出与收获时，也想问问自己：“2011年，你又收获了什么？”
2009年3月，“人物”版创刊，从那时起，主编和我的生活便与对教育产生影响的人、被教育改变命运的人产生了奇妙的交集。2011年，我们一如既往地记录着、呈现着。在尝试走进人物内心的旅途中，我一次又一次体会到了生命的温度，也得以反观自我。
1月，北京，我再次见到了那个小我4岁的采访对象。不久前，为了参加并不相识的宪政学者蔡定剑的告别会，他特意从上海赶来。更多时候，他出现在乙肝维权的各种活动中，通过行为艺术讽刺入学与就业歧视。虽然被誉为“乙肝维权第一人”，但因为他挑战“大风车”的方式极为夸张，他倍受争议。我说：“很多人说你在作秀。”他说：“我是在作秀，可是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如果不用这种方式，怎能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他叫雷闯，上海交大化学专业在读研究生。他那稚气未脱的面容与大胆果敢的举动让我了解，如何在维权成本高昂的当下，鼓起作为一名公民的勇气。
4月的一个周末，我在办公室加班写稿。稿件的主人公因患癌症芳年早逝，曾经风华正茂、雄心勃勃的她在生命的临界点写道：“任何加班，给自己太多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都是浮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买双鞋子，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温暖。”那日，写到这里，我关掉电脑飞奔回家，给在家乡的父母拨了电话。稿件的主人公叫于娟，复旦大学女教师。她用直面生死却幽默温暖的文字教会我，“幸福不一定要飞到云端才能得到，泥土里才是真正踏实、坦然、温暖的幸福”。
10月，公众对“小悦悦”事件中的冷漠者讨伐汹涌，我采访了一名大学老师。他没什么钱，却创设了一个“好人基金”，专门给那些因助人为乐而受委屈的人发“奖金”。基金设立之初，他本人是最主要的捐赠者。我问他：“你过好自己的日子不就得了？”他说：“我想让学生知道，你什么样，社会就什么样。”他叫谈方，华南师范大学思政课教师。这个瘦小且“不务正业”的师者让我明白，在这个围观的时代，除了做批评者，还可以做一个建设者。
11月，清华园，一位老者在寒风中兴高采烈地向我讲述他的“北漂”生活。他59岁高考，64岁读研，68岁只身赴京做“博士旁听生”。当他拍着那辆花50块钱淘来的自行车向我喊着：“你要是相信我，我就驮着你走，你可不要把我当老头！”于是，我坐上他的自行车后座，任由他带着我穿梭于清华园中。一路上，他向我介绍校园建筑的自豪劲儿，俨然自己是那里的主人。这个陶醉于知识世界的快乐老头叫李文超，今年69岁。他那洪亮的声音、炯炯的眼神教会我，在这个人心逐渐麻木的年代，直面并跟随自己的内心。
想到这些，在寒冷的冬日里，我眼眶温热。
正是在与一个个新闻主人公的相遇中，我收获了对这个时代稀缺品质的体悟，并思考着自己的人生我想，这是我的工作在这一年里送给我的礼物。你的2011呢？又收获了什么样的礼物？
记得去年的12月31日，傍晚忙完了年底最后的工作开车回家，走到紫竹桥时，随手打开收音机，新闻台里传出很文艺的男声，细听，是史铁生那篇《秋天的怀念》。那本不是一个适合抒怀的时段，街上依然熙来攘往，车水马龙，但心一下子沉静了。2010年的最后一天，这位在病床上不断追问生命意义的作家带着对灵魂的求索向世界告别。他的辞世为那个岁尾平添了淡淡的忧伤，淡淡的思虑，淡淡的对岁月的感怀。
每天，不断有生命与这个世界作别。每天，无数的人为这个世界书写风格各异的故事。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我们如此幸运，成为一个阅读者。编一个版，阅读一个人，徜徉于人物的经历中，品味他们于各自场域的思考、感悟。
“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黄培云、佛教学家方立天、女科学家王红艳、公益偶像刘思宇、乡村教师仲威平……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带来的感动却是一样的饱满、丰沛。
作为“人物”版的编辑，我们在有限的版面安排这些有着精彩故事的人物出场，通过他们的人生际遇，追寻社会发展的进程，探究人与时代的关联。
在阅读别人的故事时，我们也在写着自己的故事。就如“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事实上，记者、编者、读者以及文本的主人公的确是在同一个空间行走、对话的，只是站的位置不同，所以有了观察视角的变化，这更带来看与思的意趣。当你翻开报纸、点开网页的时候，我们相遇，当你想说点什么时，可以在我们的博客写下留言。读一篇篇文章后面的那些点评，总好像遇见老友，在唏嘘感慨一段段教育人生、世间百态时，我们与读者的距离无限靠近。
每个月末，我们梳理当月的热点人物，以及由人物带动的新闻事件。《网络时代的人生剧本》、《幸福在哪里》、《别让童年随风而逝》、《人的距离，心的温度》……都是在表达我们对当下社会主题的关注和思考，传递一种观照世界的态度。
在阅读者、思考者之外，我们也是书写者。对于记者而言，书写本身即是一种行走。
2011年早春，我和湖南记者站的同事走进桃江县的郭家洲，探访教师夫妇郭凯峰、胡叶芝和他们的孤岛学校。写下《生命日记》的于娟，偶像教授刘宪权，为农民立传的硕士生曾维康……每个月末，编辑俞水循着人物的足迹，追索他们的心路历程，画下了一幅幅人物肖像。
某个早晨，我点开博客，意外地看到大约十年前采访过的“哈利·波特读书小组”中两个孩子不约而同留下的评论。他们都是无意中百度自己名字搜到多年前我写他们的那篇文章，并且因点评同一篇文章而在我的博客空间重逢。对我来说，那只是一次普通的采访，却为他们记录下了童年有意义的瞬间。当他们长大的时候，又通过一篇文章重拾童年滋味，我想这是一个书写者的幸福。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说：“记忆是心理的废墟，是回忆的旧货铺。”我却视记忆如珍宝，时常去捡拾美丽的贝壳。因为，任何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每一个人生，都是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那一段段色彩斑斓的教育岁月，吸引我推开门，走进去观赏，带着对人、对命运的好奇和关切，兴味盎然地阅读、书写。
“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勇敢地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史蒂夫·乔布斯的这段箴言算得上2011年被重复最多的人生忠告之一。
在这一年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读着他的、你的、我的故事，耳边响起的仍是被无数人、无数次追问的生命的意义。这追问使寻常的日子有了不同的质地，使普通的灵魂也散发光芒。
挥手告别远去的日子，心里也许带着遗憾、不舍，但当新年的太阳一如既往地升起，我们有理由“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回访2011
雷闯：哪里有不平我就到哪里
去年，我决定休学，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一想法在今年得以实现。
3月22日，我寄出了第一封请温总理吃饭的信，希望在7月28日首个世界肝炎日这天请总理吃饭。虽然那一天，我并没有请到总理，但我仍在给总理寄信。
休学最初，我的梦想是陪同从日本辞职回国的乙肝病毒携带者“锄草”在全国各地“征人吃饭”，以普及乙肝知识。可惜的是，今年年初，“锄草”因为种种原因，暂停了“征人吃饭”活动，幸运的是，我又找到了志愿者“锄草2号”，和她重新走上“征人吃饭”的乙肝知识科普之路。
这一年，我还一直带着两块砖头，哪里有不公平，我就去哪里表演“拍砖”。
值得“拍砖”的事情很多，我看到的可喜变化也不少。虽然我仍会不时收到“肝友”们给我的求助邮件，但也有不少“肝友”告诉我他们得到了公正对待。看得出，2010年2月国家三部委进一步出台取消入学、就业乙肝项目体检的政策，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平等入学、就业有很大帮助。
今年9月，我结束了休学生活，回到学校。有同学问我休学一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想说“经历，即是收获”。有时，我看到以前的同班同学大多已完成了实验，开始找工作，我也会怀疑自己休学一年是否值得。但我最终的答案是，就像每颗星星都有自己的轨迹一样，我也应追寻我的轨迹，为什么我的人生一定要和其他人一样呢？
对于未来，我有着这样的设想：毕业之后做一个网络版“反乙肝歧视博物馆”，记录乙肝战友们的遭遇，记录反乙肝歧视的历程，记录为消除乙肝歧视作出卓越贡献的推动者。我希望告诉后人，中国有近一亿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他们曾经遭受各种歧视：不能考公务员、不能当老师、不能当警察、不能当飞行员……
我想，这是在记录历史，也是在推动历史。
（本报记者 俞水 采访整理）
谈方：这世界还是好人多
即将过去的2011，是我最累也最快乐的一年。
今年10月，“中国好人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认可，这让我们倍感振奋，也使“好人网”的工作有了很大进展。
10月28日，广东省文明办决定，从2012年起，每季度评选一次“广东好人榜”，给予好人们荣誉和奖励，活动由“中国好人网”承办。
12月17日，全国第二届好人论坛“搀扶老人的道德与法”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中国好人网”是主办者之一。
“中国好人网”的浏览量也大增，日浏览量最高时达到过8月底的70倍。就在12月20日，又有人为“好人基金”捐了20万。
这一年里，很多人都说我感动了他们，其实我想说，是“好人”感动了我。
我常想，为什么“好人网”刚刚起步，一些事情仅处于设想阶段，就得到了这么多的赞誉和鼓励？我认为，是因为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人们愿意看到好人多助，否则我们不会得到如此多的认同。我难忘一次在北京打车的经历，司机师傅听到我在电话里讲“好人网”的事，竟说什么也不收我的钱，我只好把钱扔在了车上。类似的情形在广州、上海、南京都发生过，可见，支持“好人”的人无处不在。
我接触到的“好人”们也时常感动我，因为他们太容易满足了。有时，我们给予他们的仅仅是精神上的安慰，他们也会感动得泪流满面。其实，哪怕他们为别人付出了很多，他们想得到的也仅仅是被理解。
对于即将到来的2012年，我有着很多憧憬。
关于“好人网”，我希望它能实现“职业化、专业化、现代化、中国化”，拿下公募资格。我们还想成立一个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益团体，并为中国慈善事业献上一个捐赠信息全程跟踪平台。
我还希望“好人网”规范化后，我可以更加专注于“好人文化”的弘扬。也希望自己别再那么累，虽然我在媒体上表达过愿为中国公益少活20年的决心，但我又希望能多活一些年头，因为我想为“好人”做的事情太多了。
（本报记者 俞水 采访整理）
曾维康：从农村来 到农村去
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到基层工作已经将近半年，回想即将过去的2011年，我所收获的将影响我的一生。
这一年，我坚持完成了我的硕士论文《农民中国：江汉平原一个村落26位乡民的口述史》，讲述了家乡26位村民的生活。我想告诉大家，现代中国农民到底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我是个从农村出来的“土娃子”，为农民做点事情是我多年来的愿望。
因这篇论文我受到了媒体的关注，很多人在“人人网”上找到我，给我留言，这让我很高兴，因为很多人都在关心农民。
这一年，我作出了事业上的选择，决定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基层工作，“从农村来，到农村去”。今年7月4日上班之后，我更真切地认识到了基层的世界有多么广阔、多么丰富。我每天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工业、农业、城建、交通、国土……如果下乡去调研农民生产生活情况，或许还有机会吃到货真价实的土猪肉、土鸡肉、土鸭肉，可爱的乡亲们会给你盛上满满一大碗！你不吃？不吃就不告诉你我去年种了多少亩甘蔗，养了多少只鸡！壮乡人民真是热情好客。
到基层工作，最直接的体会就是基层需要人才，需要为民办实事的人才。上个月，我陪县领导走访了几个经济条件最差的村屯，那里是大石山区、喀斯特地貌，农民的耕地面积很少，增收长期没有出路，在开座谈会时，很多农民提出希望党委政府能帮助他们寻找出路。这都是很实际、很具体的问题。
如果说新的一年我有什么愿望，我现在想到的就是希望亲手为当地的老百姓办几件实事。（本报记者 俞水 采访整理）
郭凯峰夫妇：孩子家长送来鸡蛋
虽然生活在湖南郭家洲的孤岛上，这一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重要事情也不少。
比如，四年级的雷圣佳同学去年摔伤了手，家里又困难，我们想办法帮助了他。今年刚开学，我们就到他家进行家访，送去了为他争取到的500元助学金这钱是一位好心的小企业主赞助的。得知这件事，雷圣佳的家长非常高兴，他妈妈拿了20个鸡蛋给我们吃，我们坚持不要，可第二天，她还是让孩子将鸡蛋带到了学校。
还有不少开心的事。教师节前夕，刚接完中心学校周若林校长的慰问电话，郭望宇的爸爸郭苏中和郭胜佳的爸爸郭亮就来到学校看望我们，并且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吃晚饭。这两个孩子的成绩都比较好，进步也快，家长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张罗了一桌子的菜。其实，吃饭很平常，但这两位家长很用心，在教师节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收到的不仅是对我们个人的尊敬，更是家长们对所有教育工作者的一份敬意。
第二学期开学初，湖莲萍学区和郭家洲村委召开了工作会，并且出钱对学校进行了进一步修缮，改善了办学条件。这也让我们很高兴。
当然，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仍然有困扰。最大的困难是岛上没有网络，手机信号也不太好。生活比较单调，枯燥。
不过，《中国教育报》对我们进行报道之后，我们个人、学校，还有这个小岛，都提高了知名度和美誉度，许多朋友打电话来了解情况，当地一些社会人士也开始关注这里的留守儿童，并给予了实质性的帮助。镇里的中心学校和村上对我们郭家洲小学也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关注。我们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同时也觉得工作和生活更有希望了。
我们的新年愿望很简单：一是努力工作，继续守护孩子们；二是建一个简易图书室；三是架设一个篮球架。
（本报记者 章仙踪 采访整理）
潘文彦：过随性自在的晚年
当了一辈子物理老师，退休十几年了，有些物理概念和原理还经常在脑子里盘绕。最近，我常琢磨热力学中的熵增加原理，觉得这原理和社会生活中的道理是相通的。比如一杯热水摆在桌子上，慢慢变凉，热量散发到空气中，但空气中的热量却不会自动聚集，让这杯水重新变热。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看到他们付出的劳动与可得到的报酬直接挂钩了，就有了极大的积极性，结果农民的腰包鼓了起来，城里人餐桌上的粮食蔬菜也丰富了起来。这样的发展变化是人心所向，容不得开历史倒车的，就好比熵增加原理，是不可逆的。用熵的观点看世界，别有一番意味。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同样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趋势。我认为，宗教为人们架起沟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桥梁，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大有裨益。回眸2011年，我的一部分精力花在了宗教方面。上海不少佛寺恢复重建，我受他们请托，撰写了不少钟铭、熏炉铭和对联，也参加这方面的研讨会，讨论佛寺建筑与佛化生活的关系。为宗教文化事业出一份力，也是为构建心灵上的桥梁起一点作用，我感到心里很安宁。
我喜欢旅游，但80岁以后，旅行社就不接收我们了，我更多在家过闲散的日子。生活俭朴一点，不求完美，但求随性自在。
我的学生很多是教师，他们从《中国教育报》读到关于我的报道，纷纷给我打电话，带来积极的反馈。学生们觉得亲切，想到了年轻时校园生活的点滴，又似乎对我这“老”老师多了一层认识。
2012年，有两件事情我很期待。一是编辑出版《若己有居文存》，里面将收入我回忆陈从周、钱君匋等人物的文章，并编入散文、游记、诗词、铭文、对联等。另一件事是参加在杭州举办的丰子恺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将提交关于艺术家的影响及流派方面的论文，用以纪念丰子恺老师的道德学问。
（本报记者 董少校 采访整理）
曾柏良：让每个人的心都亮起来
先天双耳残疾的曾毓珺和盲人画家陶进两人最近获得“香港十大杰出人物”一等奖，12月22日，我带他们从香港领奖回来。他们向世人证明了，残疾人亦能发挥所长。
12月23日下午，广西南宁市爱华中学校长邀请我为全校900名师生上了一堂盲画课。一堂课结束后，学生们还依依不舍，紧紧拉住我的手要我教他们画盲画。
作为盲人绘画的开创者，我既传道也传教更传授技术。因为，成功者都是愿意反反复复做同样简单事情的人，盲画、心画，励志为上。
40年了，我一路走来，助养、收养了16名残障儿童，至今已帮扶3万多名残障人士走出绝望与困境，帮助1600多名残障学生解决了就业问题。我曾受到江泽民同志和中国残联名誉主席邓朴方的接见，被授予“全国助残先进个人”称号，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要出版我的《盲人绘画心路历程》一书。
我想说，其实，盲画很简单，我创造的盲画、心画，就是把复杂的事简单化、简单的事快乐化、快乐的事大众化。
今年，令我最牵挂的曾光彩，已于7月从南宁市锦华小学毕业进入南宁市爱华中学，升入了理想的学校。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看着学生们自信地展示自己，我亦收获了震撼和感动。
我准备明年参加伦敦残奥会，要向世界证明，教育改变人生，教育可以让每个人的心灵都亮起来。
（本报记者 周仕敏 采访整理）
感受2011
礼物
俞水
岁末，“盘点”是很多媒体人的关键词，作为“人物”版的编辑，我也不例外。
就在我回望这一年展现于版面的一张张脸孔，追问他人这一年的喜乐与烦恼、付出与收获时，也想问问自己：“2011年，你又收获了什么？”
2009年3月，“人物”版创刊，从那时起，主编和我的生活便与对教育产生影响的人、被教育改变命运的人产生了奇妙的交集。2011年，我们一如既往地记录着、呈现着。在尝试走进人物内心的旅途中，我一次又一次体会到了生命的温度，也得以反观自我。
1月，北京，我再次见到了那个小我4岁的采访对象。不久前，为了参加并不相识的宪政学者蔡定剑的告别会，他特意从上海赶来。更多时候，他出现在乙肝维权的各种活动中，通过行为艺术讽刺入学与就业歧视。虽然被誉为“乙肝维权第一人”，但因为他挑战“大风车”的方式极为夸张，他倍受争议。我说：“很多人说你在作秀。”他说：“我是在作秀，可是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如果不用这种方式，怎能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他叫雷闯，上海交大化学专业在读研究生。他那稚气未脱的面容与大胆果敢的举动让我了解，如何在维权成本高昂的当下，鼓起作为一名公民的勇气。
4月的一个周末，我在办公室加班写稿。稿件的主人公因患癌症芳年早逝，曾经风华正茂、雄心勃勃的她在生命的临界点写道：“任何加班，给自己太多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都是浮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买双鞋子，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温暖。”那日，写到这里，我关掉电脑飞奔回家，给在家乡的父母拨了电话。稿件的主人公叫于娟，复旦大学女教师。她用直面生死却幽默温暖的文字教会我，“幸福不一定要飞到云端才能得到，泥土里才是真正踏实、坦然、温暖的幸福”。
10月，公众对“小悦悦”事件中的冷漠者讨伐汹涌，我采访了一名大学老师。他没什么钱，却创设了一个“好人基金”，专门给那些因助人为乐而受委屈的人发“奖金”。基金设立之初，他本人是最主要的捐赠者。我问他：“你过好自己的日子不就得了？”他说：“我想让学生知道，你什么样，社会就什么样。”他叫谈方，华南师范大学思政课教师。这个瘦小且“不务正业”的师者让我明白，在这个围观的时代，除了做批评者，还可以做一个建设者。
11月，清华园，一位老者在寒风中兴高采烈地向我讲述他的“北漂”生活。他59岁高考，64岁读研，68岁只身赴京做“博士旁听生”。当他拍着那辆花50块钱淘来的自行车向我喊着：“你要是相信我，我就驮着你走，你可不要把我当老头！”于是，我坐上他的自行车后座，任由他带着我穿梭于清华园中。一路上，他向我介绍校园建筑的自豪劲儿，俨然自己是那里的主人。这个陶醉于知识世界的快乐老头叫李文超，今年69岁。他那洪亮的声音、炯炯的眼神教会我，在这个人心逐渐麻木的年代，直面并跟随自己的内心。
想到这些，在寒冷的冬日里，我眼眶温热。
正是在与一个个新闻主人公的相遇中，我收获了对这个时代稀缺品质的体悟，并思考着自己的人生我想，这是我的工作在这一年里送给我的礼物。你的2011呢？又收获了什么样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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