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教师在师德报告会上作的精彩报告

优秀教师在师德报告会上作的精彩报告
作者：佚名    转贴自：教育部网站    点击数：8553

12月14日举行的全国优秀教师师德报告团首场报告会上，原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教师霍懋征，江西省永修县柘林镇黄岭小学太阳山教学点教师邹有云，上海市尚文中学教师黄静华，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塘溪乡五马垅小学教师盘振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林崇德以“爱的教育”为主题，先后作了精彩报告。五位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和崇高师德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现将五位优秀教师的报告摘录如下：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霍懋征

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

　　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我的内心很不平静。我今年83岁了，在小学教师的岗位上，度过了60个难忘的岁月。如果用简练的语言概括我一生从教的体会，那就是六个字：“光荣，艰巨，幸福”。

　　1943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数理系毕业。学校本来希望我留校，但我再三要求去当小学老师。在那个“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的年代，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选择小学教师工作，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许多人不能理解。但因我特别喜欢孩子，知道小学教育是启蒙教育，只有基础打好了，才能盖起高楼大厦，我愿意去做打基础的工作。于是，学校分配我到北师大二附小（现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一口气干了60年!

　　1956年，我被评为全国首批特级教师，许多单位请我去工作，但我离不开孩子。这时我知道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爱孩子就是爱祖国，我要把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之情，倾注到我的学生身上，全身心地投入到小学教育事业中。

　　“文革”后，组织上安排我做校长，但我仍然坚持要做教师，仍然坚持在教学一线，坚持搞教学改革。只是我放弃了心爱的数学，改教语文，因为我当时认为，语文更有利于育人，所以我要用“文道统一”的原则，教会学生做人。

　　我一贯主张把课外的时间还给孩子，做他们喜欢的有益的事。在课堂教学中，我坚持“精讲多练，合理组织课文，讲一篇带多篇，向课堂要质量”，做到课外不留或少留作业。

　　我在一个普通的三年级班，进行教育教学改革，首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们喜欢听故事、学儿歌，我就用“破谜语”方式教给他们识字。比如在教“聪明”一词时，我告诉他们，每人身上有四件宝：上边毛，下边毛，中间一颗黑葡萄（眼睛）；东一片，西一片，隔座山头不见面（耳朵）；红门楼，白门坎，里边坐着个嘻嘻孩儿（嘴巴）；小白孩住高楼，看不见，摸不着，他要一出来可不得了（脑子）。我给孩子们板书：一个耳朵竖起来，两只眼睛瞪起来，一个小嘴张起来，再加一颗心，组合起来就是“聪”字。一次用不行，得要日日用、月月用，日月为明，人就“聪明”了。

　　教学《七步诗》后，学生很感兴趣，自己学习作诗。我给学生组织激发学习兴趣的活动，比如春游颐和园，我设计了找路标、捉特务活动，让他们以游戏的形式学习成语、谚语和诗歌，然后再让他们在欣赏颐和园昆明湖美景后，自己作诗一首，每个小队都作了诗，其中二小队的学生这样写：

　　今日来到此山中，

　　绿树丛中点点红，

　　遥望昆明水如镜，

　　无数轻舟水上行。

　　这是小学三年级学生触景生情创作的诗歌。有了这样的兴趣，学习怎么会有负担呢？

　　三年下来，这届普通班学生参加1981年北京市毕业升学统考，全班46人出现了44篇一类文、两篇二类文，语文平均分97.46分，而且所有试卷干净整洁，没有出现一个错别字。这个结果如同放了一颗卫星，引起了全国小语教学界的普遍关注。

　　我从教60年，没有丢掉一个学生，他们全都长大成才，我得出一个结论：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许多人问我秘诀在哪里？我说就两点“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也没有教育”。教师对学生的爱应是真诚的、无私的、广泛的、一视同仁的。尽管孩子情况不同，但要相信每个学生都能在老师爱的教育下长大成才。

　　我的育人方法是“激励，赏识，参与，期待”八个字，激励每一个学生上进，赏识每一个学生的才华，让每一个学生积极参与，期待每一个学生获得成功。 我始终认为我的学生 “人人都是材，人人都成才。”我常常把更多的爱，倾注在那些后进学生的身上，倾注在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身上。

　　2004年春节后的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娘啊，娘，我的亲娘，我可找到您了，您答应一声吧，我要给您拜年去，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惊讶地说：“请你告诉我，你贵姓？”“我姓何。”我立刻脱口而出：“你是何永山吧？”我高兴得流出了眼泪。第二天，他就领着全家给我拜年来了。

　　何永山当年是全校有名的淘气鬼，留过两次级，家长管不了他，很难教育。只要他在班上，老师就无法上课；外宾来校参观，得把他藏起来，以免他到处乱窜；哪个班的老师都不敢要他。学校万般无奈，决定送到他去工读学校。

　　我听说后立刻去找校长，要求把何永山放到我班里。校长回答：“不行，不能让这么调皮的孩子毁了你们先进集体的荣誉。”我对校长说：“把他交给我吧，相信我能把他教育好。”

　　我把何永山领进班前，先统一全班的认识，然后“约法三章”：不轻视他，不提他过去的事，不揭他的短处。

　　一个孩子的转变和成长需要一个过程，期待学生成功要有耐心、有信心，教师要善于等待，善于寻找和挖掘孩子的闪光点。

　　何永山进班后，我苦思冥想，寻找工作的突破点。我发现他比别的学生大两岁，个子高，有力气。我对他说：“咱们班卫生责任区的清扫小组由5个人组成，我和你，还有另外三个同学，请你当组长。”孩子看到老师让他负责，非常高兴，每天都认真打扫。一天，何永山扛来一把长把儿扫帚，他看出我腰有毛病，就特意给我准备了一把不用弯腰的扫帚。我非常感动：谁说他是个坏孩子？明明是个聪明、细心而又热心的孩子嘛。

　　那年六一儿童节前夕，少先队员们都喜气洋洋地参加鼓号队的练习，何永山眼巴巴地在一旁看着。我明白他很羡慕别的同学，可自己还不是少先队员。我就和大队辅导员商量，让他背起了大鼓，参加队列训练。儿童节那天，我们要去景山公园活动，我给他买了白衬衫、蓝裤子，他背着大鼓雄赳赳地走在队列前边。那一天，他特别遵守纪律，第一次在同学面前受到大队辅导员的表扬。

　　第二天，他来还衣服。我趁热打铁对他说：“这衣服是老师给你买的，拿回家吧，只是你胸前还缺少一样东西呀！”没等我说完，他就说：“老师，我知道我还没有红领巾呢，您帮助我，我会努力的！”在爱心的感召下，何永山进步很快，不久就加入了少先队。

　　是什么力量把一个人见人烦的孩子，变成人见人爱的孩子？是爱。爱是阳光，可以把坚冰融化；爱是春雨，能让枯萎的小草发芽；爱是神奇，可以点石成金。从事小学教师工作60年，我从没有对学生发过一次火，从没有惩罚过一个学生，从没有向一个学生家长告过状，从没有让一个学生掉队。

　　班上有个爱下象棋的孩子，经常逃课，找人下棋，与人比高低。一天，我对他说：“听说你爱下象棋，放学后下一盘好吗？”他惊讶地说：“你行吗？”我说：“不如你的话，就向你学呀。”第一盘我故意输了，他特高兴。我说：“我不服气，再来一盘。”第二盘他输了，他不服气了，但第三盘、第四盘、第五盘都输了。他服气了：“老师，您真棒啊!”我趁机说：“我虽然下得比你好，但你看到我到处找人下棋了吗？我不能因为爱下棋就不上课呀。以后我们在课下交流，互相提高怎么样？”从此，这个孩子开始好好学习，再也不逃课了。

　　我的一个毕业生说，霍老师教我们做人，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我觉得孩子的眼睛就像摄像机，耳朵就像录音机，他们会把老师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老师在学生眼里是一个榜样，是他们学习的楷模，所以我认为教育是科学也是艺术。

　　60年代，我连续经历了两次人生重大打击。1962年的一天，我正在上课，学校通知我22岁的二女儿病危，赶到医院时，可怜的孩子已经永远离开了我。女儿临终前没能看见我，给我留了一张字条：亲爱的妈妈，我要活啊! 40多年过去了，孩子的身影还常闪现在我眼前；1966年，我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关押、批斗一年零九个月期间被押送回家。我心里太想见到两个没人管的孩子了，可一进家门，眼前的情景让我惊呆了： 13岁的儿子，无辜地被红卫兵用刀扎死，倒在了血泊中。我不顾一切地扑到儿子身上，大声地叫着他的名字。就因为我保护过一些老干部的子女，我的孩子才受到了牵连。我当时有一百个想不通，但我还是挺过来了，在这么沉重的打击下，我不但没有被击垮，反而更加坚定了对青少年教育的信念（停顿）。

　　60年来，我的生活中经历过失去亲人、骨肉分离的痛苦，经历过被误解而受到的非人虐待，经历过严重疾病的折磨。但这都没有摧垮我的意志，没有改变我从事小学教育的选择，没有改变我对孩子的爱。这种爱还影响了我的子女。如今我一家三代8人，都选择了“教师”职业，都取得了优异成绩。1991年，我们这个教育之家，还光荣地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世家”，三代教师，四世同堂（停顿）。

　　现在，我虽然离开了教学一线，但我的心永远都不会离开学校，不会离开讲台，不会离开学生，我时刻都在关注着祖国的教育。这些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送教上门，应邀到西部贫困山区学校做义务讲学；二是教育科研，参与“霍懋征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课题组的工作；三是指导培训，对青年教师教育教学工作进行指导。

　　我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人民教师应该做的工作，可是，党和政府却给了我极大的荣誉和关怀。50年代，我曾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 90年代，我又受到过江泽民、李鹏、李岚清同志的接见；特别是今年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亲切看望我，还为我亲笔题词：“把爱献给教育的人”。

　　今天，我依然可以无悔地说，教师工作虽然艰苦，但最光荣、最幸福。当看到学生一批批地成为国家栋梁之才时，我所获得的成就感，所获得的欣慰，是一般人难以体会得到的。”

　　不久前，在一次毕业学生的聚会上，我们当年的小班长，突然下令： 让同学们举起双手，让老师检查卫生。当几十名年过半百的学生，像当年一样伸出双手，接受老师的检查时，我眼前立刻浮现出45年前的情景。当年那一双双小手如今已经变成了大手。我多么期望我学生的手，永远干干净净。我对他们说，同学们，人的一生很漫长也很短暂，实际只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离我们而去；今天我们要加倍努力；美好的明天要靠我们共同创造!

谢谢大家。

让教育的阳光照亮深山

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柘林镇黄岭村小学太阳山教学点　邹有云

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我来自太阳山，江西省永修县一个偏僻的教学点。

　　多少年来，我们的山乡闭塞、落后、贫穷，山民们祖祖辈辈缺少文化，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要找个记工分的人都很难。1972年，我从江西共大云山分校毕业，回到家乡，深感要改变山区的面貌，需要靠知识把沉睡的山乡唤醒。1974年初，我成为一名山区小学的民办教师。本来，我可以一直在条件较好的村小工作，但有一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使我从村小走向大山深处的教学点。

　　一天，我看见一名正在河边洗衣的妇女，紧紧抱着自己的女儿吓唬说：“如果不去上学我就淹死你。”那女孩哭着说：“淹死我，我也不去上学。”原来那女孩刚读一年级，因为上学路途遥远，只去了一次就说什么也不肯去了。

　　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太阳山的孩子们到村小上学，每天要翻过三个山头，山路崎岖陡峭，一个来回就是30多里，别说是年幼的孩子，就是大人也吃不消。一到库区洪水季节，道路被淹没，孩子们就无法上学。有些孩子每天要先坐20分钟竹排，再走十几里的山路，安全更让人担忧。所以，许多适龄儿童上不了学。

　　难道太阳山的孩子，只能像他们的祖辈那样，永远被阻隔在大山深处吗？我也是大山的儿子，我应该为父老乡亲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要让山里的孩子都知书达理，让教育的阳光照亮深山。1974年秋，大队同意了我的请求，我离开村小，走进太阳山，办起了教学点，开始了我平凡而又艰苦的大山深处的教学生涯。

　　教学点开办之初，只有12名学生。也许是因为贫穷，也许是因为村民的观念问题，有些适龄儿童没有来上学。

　　有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一个女孩，睁着又大又圆的眼睛，偷偷趴在窗外听课。下课后，我找到那个女孩：“你这样喜欢读书，为什么不来学校上学？”我这样一问，她伤心地哭起来，说爸爸妈妈不让她读书。当天夜里，我找到这个女孩子的家里，劝她的父母送孩子上学。可这位父亲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不读也罢。再说，家里也困难。”我连忙说：“话可不能这么说，男孩女孩都是宝，关键要把书读好。你就忍心让女儿跟你一样吃尽没有文化的苦头吗？以后就是当农民没有文化也不行。这样吧，如果是钱的问题，我给你垫上，你明天就送女儿来学校吧！”其实，我何尝不知道，这学费一垫出去，收回来有多难。我挨家串户做工作，学生猛增到40余人，做到了该上学的“一个都不能少”。

　　孩子们早上出门至傍晚放学回家，这一整天都交给了老师照管。学生上学时衣服被雨水打湿，我就生火帮他们把衣服烤干再上课；遇到下雪，在接送学生的路上，我总是走在前头，当“开路先锋”；遇到库区涨水，我就翻山越岭把孩子接到学校，放了学再把他们安全地送回家里。

　　面对一群质朴纯真的山里娃，我倾注了全部心血，帮他们剪指甲、梳头，教他们洗脸、洗手，还不断地告诉他们要讲卫生，爱整洁。就在这天长日久的唠叨中，孩子们的衣服干净了，手上的泥土不见了，回到家里，看到大人的不良生活习惯，也开始做工作了。山里民风强悍，常常是小孩打架大人助阵：“哪个打你，你就打他。”学生高山，是个非常顽皮的孩子，喜欢打架，结果是“小孩争斗不记仇，大人反倒成对头”。我一次次调解，教育学生，也做家长的工作，讲为人处世之道。高山进步了，大人和解了。山民们都说，“还是读书人强，懂得就是多，办法就是灵。”

　　虽然地处深山，但多年来，我始终坚持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每年都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坚持召开中队主题队会，办好班级墙报，把一个山沟里的教学点办得生动活泼，深受山民的喜爱。

　　太阳山教学点是那种典型的“一师一校”模式，在山民们的眼里，我既是老师，又是校长；既是管理员，又是炊事员；既是保姆，还是维修工。在村小当老师，我只要教一个年级的课程，而在太阳山却要教四个年级的全部课程，进行复式教学，工作量增加了许多。我的生活像一只座钟，每天的弦都绷得紧紧的。早晨不到6点起床，我和妻子一起挑水、喂猪、洗衣、做饭，料理好体弱多病的父母。7点钟带着本村的几个孩子出发，翻过3个山头，走八里山路赶到学校。上午四节课，中午先给几十名学生热饭，接着自己做饭，然后抓紧时间批改作业、备课，有时还要到山林中去打柴。下午三节课，到４点钟放学，再带着本村的学生往回赶。到家后，抓紧时间干农活，直到天黑才进屋。吃过晚饭，又得准备第二天的课。每逢农忙时节，我常常是和妻子一道，在月夜里割稻子、耕田、耙田、拔秧、插秧，一天下来的确是很累。

　　常年在山路上来回奔波，我不知道磨穿了多少双解放鞋。一个学年下来，大约要走1600多公里，30年，我算了算，足足走了4个二万五千里长征！

　　有一年，母亲瘫痪在床几个月，而且病情不断加重，家里双目失明的父亲也需要照顾。我只得利用中午的时间赶回家中，侍候两位老人吃完中饭，再赶回学校上课。这样我每天需要来回走３２里的山路，真是精疲力尽。一天晚上，我突然感到头晕，一下子栽倒在地，昏迷过去。过了半晌才苏醒过来，用手一摸，只见满手是血，这才知道额头上磕破了一个大口子。第二天，很多村民要我到山外去缝合伤口，但我哪里有时间去呢？我不能耽误了孩子们的课啊。

　　1984年，太阳山教学点上“人丁兴旺”，学生数增加到47人，年级增加到4个。我实在忙不过来，决定说服妻子来教学点帮忙。我的话刚一出口，妻子就来气了：“丢下家中一大堆事情谁来管？我们一家大小喝西北风去？”等她气消了以后，我还是耐心地说服她：“为了太阳山的孩子，我们就多做一点牺牲吧。”妻子被我对事业的这份痴情所感动，终于来到了太阳山上。从此，教学点又多了个忙碌的身影，孩子们又多了份母爱的温馨。妻子在教学点协助我工作整整20年，从没领取过任何报酬。

　　不耽误学生的课，是一个教师最起码的责任心，也是神圣的职责。30年来，我没有请过一天病假，也没有请过一天事假，因为教学点就我一个教师，我一离开，学生就要停课。1984年，我两岁的大女儿得了肺炎。我让妻子请乡村医生给她打针、吃药，但不见效。我想等周末再带她去大医院治疗，谁知病情恶化，女儿突然离我而去，我抓住孩子渐渐变凉的小手，叫着她的名字，心如刀绞。1985年，二女儿又患骨髓炎，我也没有缺一节课，等到暑假才带她去外省的专科医院治疗。

　　女儿生病，让我负债累累。担任民办教师的时候，我的工资从几十元、百来元，到二三百元，对于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来说，确实有困难。能不能安于清贫，坚守在太阳山上，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考验。有些亲朋好友劝我：“有云，你原来学过医，干脆跟着你舅舅去行医，别在学校里苦熬了。”还有人开导我，去湖里捕捞银鱼，一天就能赚一百多块钱。当时，我思想斗争很激烈。村民家里陆续都有了几大件：船、彩电、手机，只有我家连一台黑白电视机都没有。是的，此时我太需要钱了。走，还是留，这是多么痛苦的人生选择啊！但我无论如何也割舍不下太阳山的孩子们，我走了，他们就有可能失学；我留在太阳山，孩子们就有欢乐，我也有欢乐。清晨，虽没有音乐伴奏，没有标准的升旗台，但我和孩子们一起把五星红旗升上了晴朗的天空，嘹亮的国歌响彻了整个太阳山；课堂上，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如叮咚的山泉，让我心旷神怡；下了课，孩子们和我一起唱歌、奔跑、跳跃，那情景让我心醉。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太阳山的孩子受到教育后，有的读了大学，成了国家的专门人才，有的走向山外的天地，成了致富能手。余先云，当年趴在教室窗外听我讲课的姑娘，早已是乡干部了。细细数来，从太阳山教学点出去的孩子已有20多人先后上大学，光今年就有５个。有人问我图个啥，我图的就是山区孩子有个好前程，山村有个好面貌，山民能过上好日子，自己能当个好老师！30年来，我感到自己的辛劳没有白费，我的付出已经有了回报。

　　党和政府的关怀更给了我坚守的信心。多年来，省、市、县、乡各级领导部门给了我许多荣誉、鼓励，还拨款维修校舍，改善办学条件。我觉得，在太阳山上越干越有希望。

　　要教好学生，光有热情是不够的，更需要潜心钻研教学。我长期不懈地总结经验，探索复式教学的规律。在教学中，我注重发挥小助手的作用，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多年来，太阳山学生的成绩，多次在全镇名列前茅。太阳山教学点升入山外高小的学生，大部分受到了学校和老师的好评。县教研室曾组织全县复式教学教师，到太阳山教学点观摩我上的示范课，我还被邀请到县里，在复式教学研讨会上作经验介绍。太阳山的教学质量也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

　　我在太阳山上奋斗了整整30年。由于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适龄儿童的就学情况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开始是我苦口婆心上门劝学，后来是山民想方设法让孩子入学，有的家长甚至藏着户口本，隐瞒年龄，要让四岁半的孩子来报名；有的学区外的家长，投亲靠友，要求让孩子到太阳山教学点来上学。太阳山上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巩固率和合格率都达到100％，太阳山上没有出现一个新文盲，这就是我－－一个普通山村教师最大的满足！

　　淳朴的山民和孩子们总是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达对我这位山村教师的感激之情。看见我在盛夏的中午去山上砍柴，他们会主动把自家的柴背到学校来；有时，山民们把我家的稻谷运到镇上，碾成米后再送回来。在生活中，我也许失去了许多许多，但也得到了许多许多，我的生命已经和太阳山融为一体。为了让教育的阳光照亮深山，我愿意在太阳山上坚守一辈子！

谢谢大家！

用心去爱每一个学生

上海市尚文中学  黄静华

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我常听人说，人的一生中能遇上一位好老师是莫大的幸福。我很幸福，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就遇到了许多好老师。老师对我的关心和抚爱使我童年时代就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长大后做一个像我的老师那样的好老师，让我的学生也能像我一样幸福。

　　25岁那年我终于圆了教师梦。当我满怀着喜悦和激动第一次踏上讲台时，我就知道，我选择的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更是我魂牵梦绕的事业－－神圣而伟大的教育事业。

　　我当了33年语文教师，做了33年班主任。在33年的从教生涯中，我把这样两句话作为自己刻骨铭心的座右铭：“假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我努力以一个教师真诚的爱去理解、宽容、尊重和关心每一个孩子。

　　我们的学校是一所普通初级中学，来到我们身边的孩子，不少是在家长和老师的批评声中长大的，他们很少体验过成功的喜悦，有些孩子甚至行为有偏差。

　　有一年新学期开学时，班里来了一个留级的学生小群。在开学第一天的早上，孩子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向操场，可这个孩子仍呆呆地坐在位子上，两眼木然地注视着地面。

　　我走到他身边低声问他为什么不去操场，他好一会儿才抬起头，失声大哭：“我不要留级，我不要留级。”面对孩子悔恨的泪水和出自心底的呼喊，我感到这孩子还有求上进的愿望。我必须热情鼓励他，使他充满进取的信心。

　　我一面替他擦眼泪，一面劝慰他。他止住了哭声，但看得出失望和懊恼仍交织在他的心头。整整一天，他都沉默不语。

　　下班后，我骑上自行车向小群家赶去，我怕他因为留级在家里受到太大的压力。踏进他的家门，眼前的情景在我意料之中：父亲打骂，母亲流泪，孩子在痛哭。他的爸爸一见我就说：“这个孩子我不要了，你们把他送到工读学校去。”

　　在这样的氛围中，孩子怎么能振作起来呢？我感到重要的是先稳定他们一家人的情绪，把家人对孩子的压力减到最低限度。我完全把他当一个新学生看待，不提“留级”这两个使他全家感到伤心的字眼。我一面替他包书，一面向他介绍班级情况，鼓励他振作精神。一个多小时很快过去了，原先对孩子失望的一家人，态度开始转变了。孩子此时的心情也平静多了，他表示一定要好好读书。我趁热打铁，对他提出了第一个要求：按时完成作业。

　　从此，小群成了我重点关注的对象。他学习上有困难，我请学习委员负责帮助他；班上组织篮球队，我毫不犹豫把队长的重任交给他；讲台坏了，我有意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他；去外地开会学习，我第一个长途电话总是打给他……师生心灵的相融唤起了孩子的自信，他有了想当一个好学生的愿望。

　　春节时，他给我写了一封新年贺信，信中说：“老师，自从我来到你身边以后，你没有看不起我，同学们也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瞧我，我感到生活在这个集体中很温暖，我不想再懒惰了，我也要当一个好学生。”

　　他在积极向上的氛围中对自己有了信心，并提出了入团要求。毕业后他考入了一所重点中专。

　　小群的进步告诉我，每个孩子都有求上进的愿望。有的孩子之所以暂时比较落后，只是因为他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和土壤。我们的责任就是为每位学生开垦出一片他们得以成长的沃土。只要我们用“心”执著地去爱，所有的孩子都是可爱的。我们要以真情去创设积极向上的氛围，激发学生的潜能和创造力，使他们健康成长。

　　工作实践又告诉我，我们要想学生所想，忧学生所忧，用我们的爱心创设宽松和谐的氛围，启迪学生的良知，为他们学会做人奠定道德基石。

　　有一次，我在北京开会，得知班上三个小男孩在逛超市时，顺手拿了三支他们喜欢的笔。尽管知道他们已知错、认错，但我还是急得寝食不安，因为这说明我平时对孩子的教育没有真正入耳入心，没有内化为他们的自觉要求和行动。回到上海，一下飞机，我顾不得回家吃晚饭，匆匆赶去超市买了三支新型、精致的笔，分别送到了三个小男孩的家中。孩子们见了我开始都很不安，低着头准备挨批评。我知道，如果此时我狠狠地批评他们，反而容易使他们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因为犯了错误的孩子更渴望得到成人的宽容和信任，这时要特别注意保护他们的自尊。我把笔递到了孩子们的手里，并告诉他们，以后需要什么，可以对爸爸、妈妈讲，也可以对老师讲，可千万千万不能再干这种糊涂事了。没有斥责，没有严厉的批评，三个孩子拿着老师给的笔，都流下了悔恨的泪水。老师的真诚唤醒了孩子们的良知。不久，其中两个孩子在路上捡到了一只装有现金和重要物品的塑料袋，他们几经周折，才找到了已搬迁至浦东的失主??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老人家激动不已，特地来到学校，一定要给他们每人50元酬金，以示感谢。可孩子们婉言谢绝了，他们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当我目送两个孩子搀扶着老人走出校门时，心中感慨万千，有谁会想到，这两个孩子前不久还犯了错误呢。

　　可见当学生犯错误本该受到责罚时，如果我们以“假如我是学生”的情感去体会孩子的内心世界，以童心去理解他们的“荒唐”，宽容他们的“过失”，有礼貌地对待他们，让他们时时体验到一种高于母爱、超越友情的师生情，这就可能成为学生改正错误的内在驱动力。对孩子来说，有时候宽容比惩罚更有力量。

　　作为班主任，我们还要特别关爱那些生活在困难家庭的孩子，把教师的爱连同集体的温暖送到孩子们的心里，送到每一个家庭，使孩子和家长共同感受到集体的友爱、社会的温暖。

　　一天晚上，已经10点多钟了，我正在灯下备课，忽然响起了急急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是班上的周仲武同学和他的母亲。只见他的母亲满脸愁容，欲言又止。在我的一再催促下，才声泪俱下：“黄老师，今天我们没地方住了，孩子的爸爸把我们赶出来了……”她伤心得说不下去了。我忙给母子俩让座、倒茶，再慢慢向他们了解情况。原来周仲武的母亲下岗，父亲的单位破产，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仅600多元。心烦意乱的父亲见孩子一晚上不做功课、只顾摆弄轮船模型而大动肝火，把儿子精心做成的模型全部扔出了房门。母亲在一旁帮着孩子说了几句，这位性格暴躁的父亲一怒之下就把母子俩赶出了家门。我又一次为自己工作的粗疏而感到不安，因为我竟然还不知道周仲武家的困难处境。我送他们回家，在他家坐了一个多小时，一面安慰孩子的父母，告诉他们困难只是暂时的，并答应帮他们一起找再就业的机会，共同渡过难关；一面关照孩子要体谅爸爸、妈妈的心情，在发展兴趣特长的同时认真学习，别再给爸爸、妈妈添烦恼。我又与孩子一起把散了架的模型一块一块拼装起来。第二天，学校收伙食费时，我悄悄替周仲武把钱付了。没想到懂事的孩子回家将此事告诉了父母，他爸爸给我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伙食费。信中说：“老师，您昨夜来访我已感激不尽，怎么能让您再破费呢？我一定设法尽快找到工作，请老师放心……”在以后的日子里，周仲武成了我们全班同学关心的对象，同学们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有生活上的，学习上的，更有思想上的。每星期去他家走走也成了我必做的工作。在老师、同学及父母的共同关心下，周仲武进步很快。这个原来学习不太好的孩子被重点中学提前录取。在拿到录取通知单时，他父亲激动得哭了，他说：“虽然我家的生活条件比不上别人，但我的儿子很争气，这是我们全家的骄傲。”他还告诉我，他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孩子的母亲也干起了家政。我连连向他道喜，祝贺他家三喜临门。周仲武的父亲笑了，笑容中充满了感激和自豪，因为他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我们每天做的就是这一件件平凡而细小的事，而这些小事却连着千家万户，连着祖国的未来。

　　记得1999年，我被评为特级教师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教师节主题集会上，市领导给我们颁发证书。就在我们上台的那一刻，台下的同学们高高托起了一面鲜艳的红旗，上面写着几个金黄色的大字：“老师，共和国不会忘记您。”随着这面大旗的托起，同学们齐声高呼三遍：“老师，共和国不会忘记您。”此情此景，让我们在场的人都流泪了。我想：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每天的平凡付出，那么我们的每一天该为我们的共和国再多做些什么呢？

　　面对时代赋予的使命，我感到对学生、对事业的热爱，不能仅仅表现为勤勤恳恳、埋头苦干，而且还应该体现在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上。我努力使自己的工作富有时代气息，追求平凡中的卓越。

　　近年来，我对品德评语的写法作了不断的探索，力求使写评语的过程成为提高学生自我评价能力和相互学习的过程，让这心灵的对话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

　　针对独生子女缺乏责任感和爱心的弱点，根据初中各年龄段学生的不同身心特点，我在班中开展了“不给别人添麻烦”和“多给别人留方便”的专题系列教育活动，让学生真正懂得自爱的重要意义，学会关心，学会爱。

　　我和同学们在坚持十年为敬老院爷爷奶奶服务的同时，进行了《社会化养老和居家养老之比较研究》的探究型课题研究。同学们瞻仰烈士陵园、慰问白衣战士、聆听前辈的教诲、访问先进人物……把视野从学校扩大到社会，从书本扩大到生活，在社会实践和体验中茁壮成长。

　　数年来，我与学生一样，拥有一个台灯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学前辈精神，“啃”教育理论，根据学生的需求不断调整自己的教育教学目标；在这个世界里，我跨出学科的门槛，向学生学习，去追求种种新知：学电脑、学上网、学外语……在这个世界里，我静心反思，不断总结自己工作中的成败得失，写下一篇又一篇的班主任日记。我的40多篇日记相继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并出版了《爱的心泉》和《班主任日记》两本书。台灯下的无数个不眠之夜，使我懂得了只有不倦地学习，才能真正成为与学生一起不断学做真人、不懈探求真知的同行者与指导者。

　　在专家的指导下，我对三十多年来的班主任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概括为“班主任工作八法”，这八法是：人格感染、爱心传递、契机运用、心灵相融、潜能发现、集体凝聚、家访沟通和反思升华。我深知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鼓励。

　　33年的班主任工作，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真正的美，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教育工作是一项幸福的事业，我们的幸福来自于学生。前年年底，我感冒发烧，但医生误诊通知我立即住院，同学们听说后都急哭了。傍晚，全班50个孩子谁也不愿回家。没有人讲话，没有人做作业，大家都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焦急地等待消息。六点多钟，我回到了学校。当班长冲进教室，向大家报告“黄老师一切平安”的好消息时，同学们都欢呼起来。第二天，孩子们自发组织的“师生情”主题班会召开了。在“祝你平安”的歌声中，孩子们把一束象征着纯洁、健康、幸福的百合花和一张有全班同学签名的贺卡送到了我的手中，我激动得哭了，我又一次感受到一个教师的“富有”和幸福。

　　作为一名普通的班主任，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我会倍加珍惜祖国和人民给予的荣誉，以高尚的师德支撑自己的整个人生，用真诚的心去关爱每一位学生，用全部的爱去点燃这“红烛”的事业，让这爱与美的事业如同火炬，熊熊燃烧，代代相传。

谢谢大家！

一切为了大瑶山的孩子

 湖南郴州苏仙区塘溪乡五马垅小学   盘振玉

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我来自大瑶山深处的一所小学校，那里地广人稀，森林茂密，山高沟深。直到2002年还不通电、不通电话、不通公路。现在也只有一条简易公路与山外相连。

　　1982年，在大瑶山孩子们期盼的目光中，我走上了讲台，一干就是22年。我教的是复式班，瑶语汉语双语教学。现在的学生分别属于两个年级和一个学前班。最小的5岁，最大的10岁。22年的从教生涯中，我和千千万万山村小学教师一样，在学校是校长、是老师、是保育员、是工友，甚至还要承担起妈妈的角色。乡村教师，要有大山一样的情怀。

　　瑶山人居住分散，有的学生上学要走十多公里。山路崎岖，风霜雨雪，毒蛇猛兽，常常吓得学生不敢上学。我就把路远的学生安排到学校住宿，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最少也有四、五个。除了上课、备课、辅导学生，我还要给学生做饭、烧水、洗衣服。有一天，5岁的黄义松深夜拉肚子，把被子衣裤全弄脏了，我赶紧爬起来烧水给他洗澡、给他喂药。山里孩子穷，只有一套冬装。我把义松的衣被洗干净、在火塘边烘烤。等衣被烤干，天都快亮了。我给孩子换上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时，他仰起小脸，眼里含着泪花说：“老师，你比我妈妈还好。”

　　为了学生的健康，我学了些常用的医疗知识，自己采制中草药，为学生和村民治疗常见病。2001年下学期，6岁的黄志刚胳膊扭伤了。他父母把他背到学校让我医治。见到我，孩子立即停止了哭声，伸出小手让我脱衣服。见到孩子胳膊肿得好大，我的心都痛了。孩子很勇敢，在我的治疗过程中竟没掉一滴眼泪。他父亲感动地说：“盘老师，你真有办法，在家摸都不让我们摸一下，在你面前这么听话，你说话比我们当爸妈的还管用！”。传染病流行季节，我每天熬草药水给学生喝。20多年来，学生在校从未生过大病。前不久，医院给学生体检，每个学生都很健康。多年以来学校没有发生过安全事故。学生家长说：“只要有盘老师在，我们当爸妈的就放心了”。

　　2002年前，每次开学到学区开会，我都是天不亮就打着手电筒动身，走六七个小时下山。当天开完会后，还得背上教材、教具往回赶，回到学校往往已是深夜了。记得有一回，我身背三十多斤的教材和教具，在野兽吼叫、毒蛇出没的山路上摸黑行走。到家时，浑身都湿透了。父亲看到我这副模样，心疼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一下扑到父亲怀里，对父亲说：“孩子们明天就要开学了，他们不能没有老师上课啊!”

　　多年来，我们的学校一直是干打垒作墙，杉树皮盖顶。山里的暴风雨，经常把屋顶掀开。每遇狂风暴雨之夜，我经常怀里搂着几个胆小的学生，坐在床上守护着他们入睡，有时要坐个通宵。2001年6月的一天深夜，狂风暴雨席卷瑶山，整个大山都在吼叫。我赶紧把6名寄宿生转移到住房较好的群众家里，冒雨赶回学校守护。风雨无情，把教室屋顶掀掉一大片，一面墙壁也被山洪冲塌了。天刚蒙蒙亮，我爱人冒雨赶到学校，看到学校的情形，看到我浑身泥水的模样，难过得哭了。

　　学校如果不迅速修好，孩子们要到30多公里外去上学，我千方百计借了几千元钱购买建筑材料，又和爱人一起从30多公里外的山下一担担往山上挑。乡亲们很受感动，自发地为学校出工、出力、出材料，很快把教室修复起来。

　　学校没有室外活动场地，我就利用课余和假日带领学生、动员学生家长把教室旁边的沙土、乱石搬走，开辟出一块60多平方米的操场。2004年，市、区教育局拨款叁万元，其他单位捐款伍千多元，把教室换成了水泥地板白粉墙、油漆大门玻璃窗，还修建了厕所、水池，铺通了两百多米的水泥道。看到这么好的学校，孩子们高兴得围着我又唱又跳。

　　校舍改变了，我又多方奔走，争取支持。如今，学校有了电脑、彩电、卫星接收器、影碟机、教学实验仪器。这样的学校，在山外，在城里算不得什么，但在闭塞落后的大瑶山，却是最漂亮的房子，最吸引人的地方。

　　大瑶山的孩子，在长期封闭贫困的环境中生活，往往会产生自卑感。很多孩子刚入学时，不敢正眼看老师，不敢唱歌跳舞，不敢大声讲话，更不敢举手提问。面对这些孩子，我始终坚持这样的信念：“我要用我的努力，让山里孩子和山外孩子一样受到好的教育”。学校虽然只有我一个老师，但我仍然严格按照教学常规去做。复式班课太多，但我坚持每个年级都写教案，写教学计划。一年级即使只有两三个学生，我也坚持用“双语”备课、上课。每句话都设想好瑶语怎么说，普通话怎样表达，让学生在学好课文中掌握普通话，从来没有半点马虎。

　　为了按教学计划开齐所有课程。我自制了几十件音乐、美术、体育教具。针对山里孩子的特点，我把和孩子们一起聊天、看电视都当作教学内容对待。每天放学后加一节聊天课，让学生们和我随意地沟通，交流，和学生成为知心朋友，解答他们在上课时没弄懂的问题。

　　每天晚饭后，我都要和寄宿生一起看电视。看动画片，看新闻，看文艺节目，我都把我的讲解、我的点评穿插其中。让孩子们在“玩”、在“看”的过程中开阔眼界，学到更丰富的知识。

　　今天，我们学校的学生，不管是面对外来的领导、老师、记者，还是接受专家的考察询问，个个都落落大方。不管叫到谁，让唱歌就唱歌，让跳舞就跳舞。背诗，画画，回答问题，毫不畏惧，和城里孩子没有两样。22年来，五马垅小学在全乡一直名列前茅，学生合格率都在100%，。

　　大瑶山风光秀丽，动植物和矿物品类繁多，是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培养思想品德的天然基地。我结合课程内容，把学生带进山野，采集标本，搞“小秋收”，看着瑶山的美丽风光写作文。我要让孩子们在认识瑶山中学习知识，了解家乡的美丽富饶，提高他们的审美眼光，激发他们的学习欲望。

　　作为瑶山人，我深感知识对瑶家人的重要。瑶山要告别贫困，必须提高人的素质。为了不让山里孩子辍学，多年来，劝学是我的一项重要任务。全村分布在20多条沟沟垅垅里的64户人家，每家的门槛我都踏过几十次。22年来，从我们学校送走的160多名瑶山娃，都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还有十多人上了大中专学校。全村每户人家至少有一名初中毕业生，不少人走出了大山。瑶山人用知识改变着家乡和自己家庭贫困落后的面貌。

　　我做的事虽然平凡但都是老百姓需要的事，是关系到山里孩子成长和农村发展的大事。实践也证明我当年的选择是值得的。记得那是1987年，我爱人在山下工作，组织上为了解决我们的两地分居，安排我到山下的小学任教。拿到调令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对下山团聚后的未来作出了许多美好的设想。在办调动手续的时候，我问乡领导，我走后接替我的老师怎么安排，乡里同志说：大瑶山条件差，又没有懂瑶语的老师，只能一年一轮换。他们的话深深地震动了我。我想，教师这样一年一轮，很难教好瑶山的孩子。孩子们听说我要调走时那无奈而又期盼的目光，使我放弃了下山的念头。为了全力支持我的工作，我爱人也从乡里回到村里。从那以后，有多次下山的机会我都放弃了。有好几次，乡领导和中心小学校长都对我说：“你在山上教了那么多年，再不让你下山，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我对他们说：“你们别想这么多。人各有志。扎根瑶山当老师是我自己的选择。虽然经历了那么多艰难困苦，但看到一批批山里孩子走出大山，我不但感到幸福和快乐，更体会到了山村教师在建设新农村中的责任。” 

　　这些年，我常常在想，作为山村教师，除了教好学生，我们还应该通过自身的知识和努力，通过学校的教育促进农民的观念转变，加速瑶山的进步。教师应当成为传播现代文明的使者。

　　1986年冬，有人来村里推广微型水力发电机。山区农民凭直觉不相信它的能量，我就买来一台作试验，发现效果很好。虽然发电机功率小，只能亮几个灯泡，但它给瑶山带来了科技进步的曙光。我让学生到我家参观，向学生讲解水能如何变成电能，电能如何带动各种电器的常识，发动学生向家长推介。如今，家家用上了电灯。家家都有彩色电视机，学生多了条学习渠道。瑶胞多了一座沟通外部精彩世界的桥梁。

　　今天，许多地方的发展都证明，农民要致富，一靠教育，二靠公路。1999年，我提出的为瑶山修公路的建议作为人大提案反映到区里，区里很重视，但要求村里先修出毛坯路基。村民开始想不通，大部分路段不能如期完工。我就在课堂上跟学生讲修通公路对瑶山的重要作用，要学生们回去跟父母做工作。后来，只要有孩子在校读书的，所分任务都很快完成了。公路的开通丰富和改善了村民的生活，很多山货变成了值钱的商品，他们热心教育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了。

　　我不仅在学校向学生讲科学知识，还经常同爱人一起试验和推广种植、养殖需要的新品种、新技术。村里的群众形成了一个习惯，看到我家里干的事，大家都学着干；遇到难题，都要找我商量。短短几年，我们村的粮食亩产由过去的200公斤增加到了400公斤。乡里调整学校布局，梨树坪两个村民小组的意见就一条：“学校怎么调整都行，但盘老师不能走”。乡亲们的信任是对我最高的奖赏。

　　瑶山是偏僻的，但有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我的心不孤独；学校是简陋的，但这是我发挥作用的天地，我的精神很富有。当我欣慰地看到自己的学生通过教育、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看到全村农民运用文化科技知识提高生活水平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教育给我以生命历程中不息的激情，我将一如既往地在大山中当老师，用师爱培育人才，融化贫穷，改变大山，收获幸福。让爱在大瑶山中不断延伸……

谢谢大家！ 

　　
严慈相济 甘为人梯

北京师范大学   林崇德

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最近有记者问我三个问题：“你为什么选择教师职业？”“什么是你最大的幸福？”“怎样当好老师？” 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我44年的教育生涯之中。

　　1960年5月，我受中学班主任的影响，决定放弃成为当代詹天佑的愿望，把报考大学的23个志愿全部填写为“师范”，并以优异成绩成为北师大第一届心理专业的学生。从教44年，我成长为一名大学教授。我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各自岗位上取得的成就，实现了我平生的追求：培养出超越自己，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

　　    我认为，讲师德首先是要讲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敬业奉献、教书育人。大学教师要以造就高素质创造性人才，培养国家栋梁为己任。目前我已带出了6位博士后，培养出了51位博士，他们中有31位晋升为教授，24位成长为博士生导师。他们突出的特点，一是业务上过硬，有的成为特聘教授、优秀学术带头人、国外名牌大学教授。2004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的821名专家中，有我培养的两名博士。我的学生、北师大副校长董奇教授创建了心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二是具有综合素质，大多数学生既能当学者专家又具有较强的行政管理能力；三是做出了突出业绩,有的具有创造财富的能力，成为拥有亿元资产的企业家。

　　我教书育人的理念是：严在当严处，爱在细微中。

　　“师爱”是“师德”的灵魂，是教师教育学生的感情基础。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

　　我的师爱源起于我的恩师，特别是朱智贤教授。是德艺双馨的恩师，把我培养为博士、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我反复地对学生说：“我的恩师是怎么培养我的，我就怎么培养你们”。我希望恩师的这份师爱通过我和我的学生延续下去。

　　师爱是严慈相济的爱、只讲付出不计回报的爱、无私广泛而没有血缘关系的爱。学生 “亲其师”， 才会 “信其道”。

　　1986年以来，我积极创造条件，先后送16位研究生到美国深造，他们学成后，有15个学生按时回国,为国效力。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当我们打开美国心理学论著时，除了引用国际公认的瑞士皮亚杰的资料外，都是他们自己的成果；当我们翻开前苏联心理学书籍时，给人一种俄罗斯的民族自豪感；但如果再来看看我们目前的研究成果，从设计到结果，几乎都是别国的东西。这样下去，何时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中国人口众多，心理科学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回国能为心理学的中国化发挥更大的作用。

　　1994年，佐治亚大学的一位教授邀请我携夫人去美国讲学，条件是提供往返机票和一笔相当可观的酬金。我表示感谢，同时提出希望把这笔经费用来资助我的博士生、现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学术带头人俞国良教授出国深造。那位美国教授临走时说了几句肺腑之言：“有孔夫子思想的中国老师，这样对待学生，我深为感动，我回国后必须办成此事，若办不成，也对不起这样的中国老师。”

　　我常对学生说：“论年龄，我是你们的父辈，我在内心也把你们当我的孩子，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学生们的思想、学习、生活等问题，我都考虑得特别细致。对学生，我不仅在他们求学期间给予关心，即使毕业后仍然“跟踪服务”。为解决留校学生的住房而四处奔波，为他们的发展尽可能地创造条件，为他们的配偶调动多方奔走，甚至为他们找对象劳心费神，为解决学生子女的“小饭桌”问题而去求助小学校长，为外地学生的学科发展出谋划策。我的学生、北师大发展心理研究所所长申继亮教授曾深情地说“不是父亲胜似父亲”。我的学生、日本早稻田大学客员教授张日博士说：“我每年要回国七、八次，因为我的根在中国，母校与恩师是孕育这‘根’的土壤”。但我觉得，我仅仅做了一点教师应该做的事情。

　　学术梯队建设是我学术生命的延续。惟其如此，多年来，我甘为人梯，积极扶植年轻学者。自1988年起，我先后推荐两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担任副所长。1999年，我五十八岁时，坚持辞去首批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基地所长职务，并极力举荐一位三十四岁的优秀青年学者担任。

　　“严在当严处，爱在细微中”是我履践笃行的“师爱”的内涵。“爱”仅仅是我“师爱”内涵的一半，其另一半则是“严”。没有严就谈不上真正的爱。因为爱必须严。

　　我对学生的“严”，首先是“做人”上的严格要求，因为一流人才的基础是砥砺一流品行，因此我强调理想信念，强调艰苦奋斗、厚德载物的传统美德。我坚持加强学生的道德品质和思想政治教育，既教书、又育人，全面关心学生进步，亲自介绍11名研究生入党；我提倡学术道德和科学精神，要求学生不能随意更改任何数据，更不能抄袭别人的成果；要求学生从具体小事做起，把做人与学业发展结合起来。每年的迎新会上，我坚持讲一个话题：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要求学生讲诚实、讲良心、讲气节；我积极鼓励自己的研究生承担社会工作，培养他们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品质，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

　　另一个“严”，是做学问上的严格要求。凡考我的博士生，我从逆方向提出“五不招”的标准：考前没有任何成果的不招，面试时发现缺乏创造精神的不招，没有拼搏精神的不招，没有成就动机的不招，有才无德的不招。我所指导的研究生，都要过实践关，把理论应用于实践，积极地投入到全国3000多个教育实验点去，为基础教育改革贡献力量。在此基础上，严格抓好知识、科研和论文三个环节。博士论文预答辩前，我通常要给学生来来回回改上五、六次，几次改下来，学生们就知道了什么是规范，什么是严谨。有的学生的博士论文曾在我的要求下改了二十多遍。其中有个学生对我说：“我是您最笨的学生”。我说：“不，你是我最认真、最刻苦的学生。”

　　自1999年开始，教育部每年都要评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这是衡量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北师大五年内共有10位博士获此荣誉，其中就有两位是我带的博士研究生。当然我知道，这是团队的作用，主要是学生奋斗的结果。

　　一流的大学要有一流的教师，才能培养一流的学生。在师范教育界，有句经典名言：“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我曾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这样的观点：除了师德，高校教师的威信直接取决于其教学水平和科研成果。在我的工作日程中经常没有节假日、星期天，迄今为止，我发表了160余篇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16部专著，主编了近4000万字的工具书和学术丛书，获得24项省部级政府奖项。我提出的思维结构理论，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流大学必须建立一个一流的教师群体。1985年5月，我协助恩师朱智贤教授创建了北师大发展心理研究所，并长期担任所长，经过近20年的努力，研究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国内一流、国际上有影响的、拥有一个团结奋进教师群体的研究机构。1990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专家评价为达到国际水平的博士点。从1999年起，先后被评为教育部首批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自然科学重点实验室、国家级重点学科。在2004年全国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中，我们的心理学一级学科名列全国第一。记者做过这样的统计，我指导的研究生在校期间平均发表的学术成果，在全国同类学科中，数量和质量都名列前茅。这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学校的整体水平和教师群体的作用。

　　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严格要求学生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为了当好导师，培养国家需要的优秀人才，我深感严于律己的重要性。律己就是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的师风。我是搞智力发展研究的，近年来深感师德问题的重要，我曾花了一年多时间于2001年主编出版了近百万字的《师德通览》。我应当首先成为高尚师德的实践者，做到言行一致，知行合一。我认为，当前淡泊名利，反对学术腐败，严肃学术风气应当是大学教师师德的基本要求。我与学生一起做研究，学术成果署名时，学生的名字往往排在前边；我的论文著作中，十分尊重原始数据，十分重视原创性；作为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我拒绝编辑那些能赚钱但水平不高、误人子弟的教材；作为学科评议组负责人，在参加相关的评审时，我坚持公平公正，是不是自己的学生一个样。廉洁从教是新时期师德师风的要求，作为研究生导师，我从不接受在读研究生的任何礼品；模范遵守党纪国法，主动上交个人所得税；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我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多次谢绝与申报博士点、硕士点有关的来访要求，更不收取他们的谢礼。有一年冬天，下着大雪，一所学校的领导和同行带着礼物来看我。我说：“你们要给我送礼，就连门也不要进了。”我们在楼下的自行车棚里谈了半个多小时的学科建设，临别前，我嘱咐他们把带来的礼物拿走。这样做似乎不通情理，但我认为，作为教师必须如此，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

　　尊重师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的老师朱智贤先生在世时，只要我不出差，每天必定去一趟他家，一方面向先生汇报工作，一方面照顾先生。1987年，我应邀到美国讲学，走后不久先生患了重病，师母杨敏老师苦不堪言，我闻讯后，安排好手头的工作，立即回国照顾老师。先生见状非常高兴，很快就康复出院了。1991年先生去世后，我依然每周定期去探望师母，为她排忧解难，直至1997年底她老人家逝世。目前我与朱老的子女相处得犹如亲兄弟姊妹一样。尊重老师，不仅仅是生活上的关心、照顾，更重要的是继承和发展老师的学术思想。我先后协助朱老主持了两项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主编了两部大型工具书；又和朱老一起撰写了两部专著。朱老逝世后，我主持修订了朱老的传世之作《儿童心理学》，由于我的全力操持，在朱老逝世10周年之际，终于出版了《朱智贤全集》。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不仅是北师大的校训，也是所有要成为“人师”者的师德规范。我今年63岁了，假如有来生，我还要把所有的志愿都填报为“师范”，再当一次光荣的人民教师。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