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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赤诚之心信仰党的理论——记方永刚


2006年11月8日,对一向乐观的方永刚来说是不幸的一天。这一天,他被确诊为结肠癌。面对突如其来的病祸,方永刚依然乐观豁达:“如果有一天我的生命之钟停摆了,我愿意把它定格在自己的岗位上,永远保持一名思想理论战线英勇战士的冲锋姿态,让有限的生命为太阳底下最壮丽的事业燃烧……”

  作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方永刚长期从事党的理论教学、研究和传播工作,在他心中,这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事业,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20多年来,方永刚一直能够做到在理论困惑面前不动摇,在现实困难面前不回避。我们不禁要问,方永刚为什么如此痴迷于钻研党的理论?他的信仰为什么始终没发生动摇?

  追逐真理的情怀源自“感恩”

  1963年4月,方永刚出生于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萝卜沟乡水泉村,由于水土流失严重,这里土地十分贫瘠,童年时期的方永刚正赶上十年浩劫,一家人的生活十分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广大农村发生巨大变化,农民的生活开始一天天好转。恰是少年的方永刚深深感受到党的政策带给广大农民以及自己的好处,在他的心底萌生着永远跟党走的信念。1981年,方永刚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刚刚到达上海,接站的老师看到他的行李只有一床旧被褥,立即向学校反映了这件事。校领导非常重视,给他发了救济被、救济金,并给了每月23.5元的甲等助学金。有了这些救助,方永刚才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大学生活四年,从来自同学、老师及组织的每一丝关怀、每一丝温暖中,方永刚深切体会到党的恩情。

  时至今天,方永刚仍清楚地记得父亲当年的一句话,那是在送别儿子到上海读书时说的:“这辈子不要忘了共产党,没有党,就没有你的今天。”父亲朴实的话语一直印刻在方永刚心中,他常说:“是党的好政策使广大农民走上富裕道路,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这个农村孩子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并参军入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名军队政治理论教员。所以,我的忠诚源自我的人生经历,源自农民朴实的品质,源自对党感恩的真挚情怀。”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学的学习生活,使思想正处于成型阶段的方永刚坚定了思想、信念。从贫困山沟来到初泛改革潮的大上海,方永刚兴奋极了,他眼界大开,开始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大学里,平生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书籍,方永刚感觉掉进了知识的海洋,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方永刚是出了名的“书痴”,他拼命地汲取“养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研究历史更替的过程中,他反复地琢磨这样一个问题———从1840年以后,中国积贫积弱,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传进来,没有救中国?中国洋务运动,想从物质方面、产业方面去改变中国的命运,没有成功;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想从制度上改变中国的命运,没有成功;而马克思一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就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是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为什么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邓小平同志复出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带领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使人民的生活越过越好,这个问题又说明了什么……

  探索,使方永刚对政治理论的兴趣一点点被激发,他通读历史的同时,更喜欢从理论高度思考中国的命运,思考科学理论在推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因此,一般的同学对理论不感兴趣,说理论是灰色的,但在方永刚眼里,理论却是非常鲜活的。四年间,他认真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第一个学期他在完成自己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利用课余时间读了84本中国小说,以弥补自己文学知识的不足。

  “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我热爱党的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最初源于一种‘感恩情怀’。我是在党的理论哺育下成长、成才的,我是党的理论与实践的直接受益者,我对党有着发自内心的深厚感情。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对党的理论越来越热爱,最终成为坚定的信仰者。”面对记者采访,方永刚不止一次这样说。

  在方永刚的家里,记者看到一本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这是方永刚最珍爱的一本书,书的四周已经被磨破,厚厚的封面中间手指抓握的地方即将被磨穿,泛黄的纸张上处处写满已褪色的笔记。透过这本书,方永刚对党的理论的忠诚信仰跃然纸上。他将朴实的报恩情感与行动,升华为忠诚事业的责任和信念。

  导师说:“这是一块好‘钢’”

  大学毕业后,方永刚来到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当上一名历史教员。有了大学四年的丰富积累,方永刚对理论研究有了自己的见解,他喜欢理论,喜欢关注现实问题。不久后,他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调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进行理论研究、教学。

  “一个小伙子,又是历史专业的,怎么会对枯燥而深奥的理论研究感兴趣?”起初,领导对他半信半疑。但方永刚说:“我能走到今天,所有一切都是党给的、这个时代给的,我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的理论研究与教育事业。”很快,人们对方永刚的顾虑被他的工作成绩打消了。方永刚参与的教研室编写的《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一书,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这是他第一次系统参与邓小平理论研究,他撰写的章节,教授们评价说“很有深度”。

  “方永刚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学习理论。他的劲头就像一团火,燃烧起来无法熄灭。”如今已退休的舰艇学院副院长崔常发这样评价。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的世界变局,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世界格局的动荡不安,也曾让方永刚迷茫过。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清晰地回答了姓“社”姓“资”的问题,其中“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以及“三个是否有利于”等著名论断,拨开了包括方永刚在内许多人心头的理论迷雾,让他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景,也让他真切感觉到党的理论成果的巨大魅力。

  但对于方永刚来说,面对生活的压力,他的思想也曾一度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1995年,由于种种原因,方永刚向组织提出了转业的想法。“为什么要转业?”院长问他。“我非常喜欢部队,非常喜欢我的事业、我的学生,但是由于家庭原因,我希望组织上考虑我转业。”院长从部队的发展、部队的需要、个人的发展等方面找他谈话:“小方,你是研究党的理论方面的人才,如果你继续从事这一行业,以后一定大有作为。”组织的诚心挽留和对事业的追求让方永刚选择了留下。“如果组织上让我走,我就走;如果组织上不让我走,我还要我这张办公桌,我就属于这张办公桌。”他说到做到,排除杂念,继续专心致志地从事理论研究和传播工作。

  方永刚思想和人生道路的转变过程,是他一步步走向成熟的过程,这种转变也奠定了他对自己职业的坚定与执着。多年来,无论是大型企业高薪聘请他当“顾问”,还是知名厂家重金许诺给“位子”,方永刚都婉言谢绝,毫不动摇地坚守在三尺讲台。即便是生病住院,他也没有停止对党的理论的研究。1997年5月8日下午,方永刚骑自行车在马路上与一辆出租车发生碰撞,脖子磕到路边的马路牙子上,医生诊断为颈椎严重骨折,破裂的骨头差一根韭菜叶宽的距离就戳到主神经上,一旦戳断,命就没了。住院时,医生在他头部做牵引,用小钻头在脑袋上钻了两个眼,下了两个钩,吊起16磅的秤砣,整整吊了108天。这期间,他头部和脖子不能动弹,加上天气热,头上、身上全是痱子,尽管这样,仍然坚持学习。他让爱人把书拿到病房来,用手举着书看,从一开始举3分钟手就发酸,不得不休息,到后来能一口气举3个小时手也不哆嗦。就这样,在住院期间,他总共看了43本书,还完成了一本30万字的专著《亚太战略格局与中国海军》。

  2004年,攻读博士的方永刚要准备论文,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他感到: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如何界定和建设,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当他把想法告诉自己的导师黄金声时,德高望重的导师提醒方永刚:“这是一个很有价值但很少有人涉猎的课题,如果把它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风险性很大。”几个月后,当方永刚将14万字的学术论文《推进中国先进军事文化的战略思考》呈给导师时,黄金声教授连连称赞。老教授逢人便讲:“小方的意志品质是一流的,是块好‘钢’。”导师的话让方永刚想起当年小学老师的一句评价。记得小学开学第一天,老师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带着童音回答:“我叫方永刚!”老师随口问起这名字是谁起的,方永刚答道:“我自己起的,我是照着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那个赵永刚起的。”老师打量着这个孩子,连说三个“好”,“这孩子长大了肯定是一块好‘钢’”。

  “我对党的理论深信不疑”

  “我是一名政治理论教员,我对党的理论深信不疑。”“我一直把党的理论当成自己的灵魂,把传播党的理论当成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生命的激情、生活的乐趣都在于此!”这是方永刚的激情告白。

  孔子讲:人无信不立。这些年,方永刚研究宣传党的理论,根本一点就是坚信党的理论是科学的真理。

  搞理论研究工作枯燥无味吗?方永刚的回答是否定的。从事理论工作二十多年来,他深深感到,党的理论是对人民群众生动实践的总结、提炼和升华,本身就带有生动实践的“基因”。他进行党的理论研究和传播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好的理论,能催生好的政策,好的政策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他之所以成为党的理论的坚定信仰者,是因为党的理论深深吸引了他,使他折服。二十多年来,学习、研究、宣传党的理论,使方永刚深深体会到:在当代中国,只有党的理论,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才是解决我们面临的发展问题,才是指引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之路、人民过上富裕和谐生活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是实现中国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真理。

  “我一直把党的理论当成自己的灵魂,把传播党的理论当成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生命的激情、生活的乐趣都在于此。每当我走上三尺讲台,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耐心解答广大学员、基层官兵和地方干部群众关心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看到我的辛勤劳动换来了听众雷鸣般的掌声和舒心微笑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都会涌起一种难以言表的神圣感、幸福感和成就感,体味到与真理同行的快慰与满足。”方永刚自豪地说。

  党的每一次重要会议,党的领导人每一次重要讲话,中央发布的每一个重要文件,方永刚都及时学习和研究,尽快理解和掌握;只要有新的政治理论书籍出版,他都在最短的时间内买到手,以最快的速度消化和吸收;凡是能参加的重大理论研讨活动,他都争取参加,并从中捕捉理论的火花。

  “作为一名政治理论教员,就必须在总结历史规律中时时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及时理解、把握党的理论。”1999年是建国5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80周年。世纪之交,很多问题都需要理论工作者去解读。2000年,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又提出“四个如何认识”,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改革开放的影响,如何认识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的影响。总政将这一课题交给方永刚和学院副院长崔常发、教研室主任徐明善。他们3个人一个暑假没有休息,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圆满完成了课题研究。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党的理论每前进一步,他的学习就跟进一步,研究就深化一步。2003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电视新闻中看到这一消息后,方永刚连夜调整第二天的讲课稿,让这一新思想第一时间进课堂。“我觉得,科学发展观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用来解决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的真理,指明了我们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道路,是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科学理论。”

  2006年10月,正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当时,方永刚正在国防大学理论骨干研修班学习,他敏锐思考长征精神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价值取向,所彰显的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的丰富时代内涵。之后,他连熬3个通宵,撰写出6000多字的《论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一文,经国防大学教授黄宏修改后全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随后不久,由他担任副主编的79万字的《亲历长征》一书也出版了。

  二十多年来,方永刚在完成政治理论教学任务的同时,完成了十余项政治理论研究课题,出版了16部政治理论专著,在国家和军队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40多篇。“我甘愿奉献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与千千万万个理论工作者一道,让党的理论的真理之花遍地开放,让党的理论的真理之光照亮和温暖千家万户。”这是方永刚心里最朴素、最强烈的愿望。

理论只有被群众所掌握,才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才会有活力,才会有生命力。从普通助教成长为出色的政治理论教授,20多年来,方永刚始终以冲锋者的姿态活跃在教学一线,为传播党的理论鞠躬尽瘁,默默奉献。
 
 
 
作为大连市委讲师团成员、辽宁省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沈阳军区联勤部客座教授,党的十五大以来,方永刚不知疲倦、不计报酬,热情为部队和地方讲课辅导1000多场次,从海军部队到陆军、空军和武警部队,从漠河边防连队到高山海岛哨所,从街道社区到农村乡镇,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广大官兵和地方群众从他的授课中切身感受到党的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和巨大威力。他说:“传播党的理论是我的使命。”

  “我把军装都带来了,需要我讲课随时吩咐。”“让学员在第一时间学习、掌握党的理论成果,是政治理论教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理论教员22年,方永刚讲课的门类很多,从最先的党史、政治学、国外社会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亚太战略格局和中国海军,到后来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现在的党的理论,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等共有10多门课程。近六年来累计完成1000多课时的教学任务,年均超额完成200%的教学工作量,且教学质量连年被评为 A级。对一个人来说,最宝贵的莫过于生命。住院后,方永刚深感时间的宝贵,为了能多讲一些课,他把军装带到了病房里,对前来探望他的学院院长和政委说:“我把军装都带来了,需要我讲课请随时吩咐。”去年9月份考上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研究生的杨锋,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第一堂研究生课是在病房里上的。那是方永刚住院后不久,因为心里惦记着学生的课程,他叫在医院陪护他的妻子把自己带的3个研究生叫到了医院,并表示要在病房里给他们上课。

  这是一堂特殊的课,没有课桌,没有黑板,也没有讲台,方永刚坐在病床上,他的3个学生围在身边。方永刚先是介绍了他在北京参加全军政治理论骨干研修班的一些见闻和感受,然后向学员描述了舰艇学院政治系政治学专业将来的发展方向和美好的明天。讲着讲着,方永刚的脸色开始发白,汗珠不断地往下落。讲到15分钟的时候,妻子回天燕实在不忍心:“永刚,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她一边给丈夫盖被子,一边心疼地说。没想到的是,平时对妻子呵护有加的方永刚显得很生气,示意妻子“住嘴”,因为他最不喜欢自己的课被别人打断。就这样,忍着身体的疼痛,他又继续讲了一个小时。

  3位学生实在不忍心让导师再讲下去,他们编了个善意的谎言,说学校叫他们立刻回去,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方永刚才停止了讲课。就在这间病房里,3位学生共听方永刚上了三次课。“按照课程安排,第一学期本没有导师的课,我想大概是导师不放心我们,或者是他预感到什么,特意给我们上了这几堂让我今生难忘的课。”杨锋告诉记者。没有架子的方教授和他的湿毛巾

  “我们理论工作者有义务向群众传播党的理论。”方永刚的理论结合实际不仅表现在教学上,也表现在他始终坚持以群众的眼光看党的理论。他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用来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的,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科学理论。

  形象、易懂、深刻,是方永刚的讲课留给大家的印象。中山区与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是共建单位,周边的街道和社区也与舰艇学院政治系建立了鱼水之情,并借助政治系的优势,经常请方永刚到基层进行理论辅导,不管是哪个街道、社区邀请他,他都会爽快地答应,并详细了解听课的对象、听课的要求,认真备课,绝不含糊。“他给社区老百姓讲课,往往用身边最简单的道理、最形象的语言,让大家懂得构建和谐社会、富民强国的大道理。”中山区桂林街道一位工作人员说。时间一长,老百姓与他越来越熟,都亲切地称他为没有架子的教授。

  大连210医院三科门诊部主任赵京宁至今仍完整地保存着一份方永刚的“手迹”,这是方永刚帮她修改过的发言提纲。当时,方永刚在这个医院作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辅导,听了方永刚的课,赵京宁很激动,觉得方永刚的水平很高。联想到医院即将开展的“红包到底该不该收”的讨论,赵京宁想让方永刚帮忙修改一下自己的发言提纲,又怕被拒绝。正当她在犹豫时,方永刚走过来,温和地问:“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明白的?”赵京宁不好意思地从包里拿出自己的发言提纲,并说明其中的原委,没想到方永刚当即便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让一名战士将他修改过的提纲送到赵京宁手里。根据方永刚的修改意见,赵京宁在讨论会上的发言非常成功,赢得同事们的称赞。

  听过方永刚讲课的人,都会记住他手中的那条白毛巾。这条普普通通的白毛巾,见证着他熊熊如火的激情。不论是作报告还是搞辅导,不管有没有麦克风,容易激动的方永刚,嘴只要动起来,就会激情迸发,浑身就会跟着出汗,毛巾总是被汗水湿透,即使大冬天也是如此。有时他外出作报告,妻子要为他多备两套内衣,讲完课到卫生间换了再走。方永刚为此专门咨询过医生,医生告诉他:精力太集中,声音太大,需要的氧气多,血管拼命收缩,就会导致出汗多。

  “信任你这个人,才能信任你传播的思想”。作为一名“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员,其权威不仅来自于知识和学问,更来自于人格魅力。方永刚有着很好的人缘,无论是对同事、学生和人民群众,他都有一份古道热肠。在方永刚的周围,经常聚着一帮师弟师妹和并非自己所带的硕士研究生,向他请教论文的谋篇布局,一起探讨理论热点问题。有一位叫杨宏波的硕士生,是从陆军考进来的,从来没有发表过文章,也不太会搞理论研究。在方永刚的指点和帮助修改下,至毕业时居然发表了58篇论文。如今,杨宏波已成为沈阳军区联勤部政治部的理论骨干。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前夕,方永刚组织这帮小师弟小师妹们向老红军们约稿,收集资料,编写出版了《亲历长征》一书。尝到了成功的果实,这些学子们心里美滋滋的,更加信赖被他们称作“师兄”的方教授。实践需要什么,方永刚就研究什么,就给予什么

  “我深深感到,从事理论研究宣传工作,特别是党的理论传播工作,辛苦之后是欢乐,付出之后是幸福。如果我的听众能通过我的授课有所领悟,有所收获,就是对我最大奖励。”他经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搞理论的同志,他们讲的东西都很对,但是很多基层听众听不懂?因为他们不结合实际,不能用基层官兵、基层干部群众习惯的语言、语气来讲授党的理论,因此方永刚在讲课过程中十分注意对实践问题的了解。他认为,党的理论虽然来源于实践,集中了千万人的智慧,但它毕竟是抽象的,如果把这些理论原封不动地搬到基层生活中去,那肯定会碰壁。“我们理论工作者有必要架起一座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接近群众的‘桥梁’,把抽象的理论还原成生动的生活,让老百姓真切了解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2006年夏天,方永刚来到甘井子区革镇堡镇,结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给大家讲了精彩的一课。从国家当前大好形势,到新出台的一项项支农惠农政策,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和大家共同探讨搞好城乡经济建设的方法。讲课时,方永刚通过大量的数字来阐述问题,直到老百姓能听懂。对解决三农问题,方永刚积极为地方干部出谋划策,他对镇干部说:“百姓致富不是喊出来的,而是领导干部带头干出来的。”他呼吁领导干部要扶持百姓致富,搭建致富的平台,提供资金和项目。镇领导接受方永刚的建议,主动作为,使群众生活水平一天比一天提高。旅顺口区铁山街道妇女主任张淑华对记者说:“方永刚教授就是一部播种机啊,他把党的理论的种子播在了干部群众的心坎里!”

  每次回老家,方永刚从不西装革履,除了军装就是一身朴素的便服。他回到老家,总是要到邻居家走一走,聊一聊。他喜欢到亲戚朋友家走访聚会,不论是坑头、田间,他都能唠上好一阵,问问村里的发展和个人的收入,还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就是路上遇见放牛放羊的老大爷,他也要蹲下来给人家点支烟,问问收成怎样,家里情况如何……

  有一次,他到旅顺口区铁山街道给党员干部讲课,三个多小时的讲课结束后,一位80多岁的老党员拉着他的手说:“你讲的都是咱老百姓想知道的,听你讲半天,我这辈子没白活。”还有一次,一个镇请他围绕农村问题讲讲致富之策。他利用“五一”长假,跑了许多村镇,咨询了许多专家,围绕科技致富、科技兴农等问题给大家上了一堂课,并提议通过小额贷款扶持农民上项目。报告结束后,一位大嫂激动地说:“你把党的好政策讲到咱的心坎上,你把党的温暖送到咱这偏僻小山村。”

  为了让百姓更容易接受他的讲课,方永刚还自创了一套拆字法。2006年8月,辽宁省监狱人民警察大连训练基地邀请方永刚讲解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对这样一个题目,方永刚觉得,讲深了,大家不好理解;讲浅了,又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晚上,他想了很久,终于找到一种新的表达方法———拆字法。他把“和谐”两个字分别拆开来讲:什么是和谐?“和”是一个“禾”加一个“口”,就是要有饭吃,这是物质基础;“谐”是一个“言”加一个“皆”,就是人人都能表达意见和想法,就是精神追求。有了这“两个基础”,就有了社会和谐的基础条件。他又进一步说,社会的和谐,离不了我们每个社区、家庭的和谐,离不了婆媳、邻里的和谐。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要友好相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教授与农民的一次精彩对话

  作为一名政治理论工作者,方永刚从不回避群众提出的问题,哪怕是极其尖锐的问题。相反,群众提出的问题越尖锐,方永刚思考得越深入,回答越深刻。

  有一次,方永刚到一个海岛上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报告。一个村民站了起来问道:“邓小平讲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可现在大款一天比一天多,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没有跟着‘共同富裕’起来呢?”

  面对村民的提问,方永刚没有回避,他喝了一口水,说:“我首先要说的是,邓小平理论是正确的,如果没有邓小平理论,我这个穷孩子上不了大学,当不成兵,更不敢想当大学教授了。”接着,他步入正题:“当年,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设想’是针对当时中国普遍存在的‘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情况,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魄力啊!大家想想,别说当年,就是现在,咱们不是还有些人抱着‘不怕不公,只愁不均’,宁可一起挨饿,也不愿他人比自己强的思想?如果没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怎么能带动经济发展呢?怎么会有今天咱们国家取得的成就呢?”

  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人点头,有人交头接耳。方永刚接着说:“之所以还没有完全实现共同富裕,是因为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就像只有一碗水,要解在座的几百人的渴是做不到的,最多只能湿湿嘴唇、润润嗓子。”

  听众静下来了,提问题的村民依然“不依不饶”:“现在不少暴富的人出了经济问题被抓起来了,这怎么解释?”方永刚大声说:“这个问题提得好!现在确实有这种情况,一些人通过不合法手段‘先富起来’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其实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先富的人,必须是通过劳动致富,必须是合法致富,不仅要自己先富,还要带动其他人一起富。至于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人通过不合法的手段达到了富裕的目的,那只能说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还有一些问题。刚才说,一些不合法致富的人被抓起来,不正表明了我们党在致富问题上的态度吗?”

  会场开始议论起来。另有一个村民站起来说:“你刚才讲的在理,我明白了。你说中央在解决贫富不均问题上有什么招呢?”方永刚答:“招数很多。你们从电视是看到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战略都是;提高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水平和最低生活保障线,也是;对农民兄弟来说,国家重视“三农”,实行了“多予、少取、放活”的好政策,除了免除农业税以外,种地不但不交税,还要给农民补贴,哪朝哪代有这样的好事?”

  会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报告会后,乡领导跟方永刚说:“老百姓提问题提得痛快,方教授答得简单明了,句句在理。”

    “传播和践行党的理论,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和最大价值,是我的生命之约。”“激情从哪来?激情从热爱中来,从对使命责任的感悟中来。有了这种热爱、这种感悟,才会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才能产生源源不断的激情。”

       2007年1月15日上午,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化疗的间隙,方永刚拖着病体,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学员3队的学员们上完了他本学期的最后两节课。

  政治系的教学楼建在高高的南山山坡上。从办公室到教学楼,必须爬过整整110级台阶。虽然学校准备了车将老师们送上去,但方永刚每次都自己走上去,这次也不例外。“即便是一个健康的人想爬上这些台阶,也是非常吃力的,何况是一个身患重症的病人。导师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地踩在每一级台阶上,他不像病人,更像一位精神抖擞的教师迈上讲台……”陪方永刚回学校的学生心疼地说。

  没有过多的话语,开场白只有一句话:我一直惦记大家这门课,心里总是放不下,只要我还能站着,就要为大家讲一课,这是我的使命。教室里掌声雷动。这一课讲的正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我分明看到了全体在场的官兵们眼睛里都含着泪花。其实我们知道,此时此刻,教授恐怕连站都成为了一种抗争,一种与生命的抗争。”他的学生曹宗国回忆说。

       神态依旧、声音依旧、微笑依旧、手势依旧,然而,同学们仍然发现,他们的老师瘦了,军装外加了件外套、不得不放弃的板书、无法支撑而坐下来讲课时那几乎看得见的颤抖……特别是那条白毛巾,被他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上面浸满了汗水。“这一天也许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日子。一位身患绝症的年轻博士,想的却是我们的理论课。此时此刻,我不知用何词语来形容这份感动……他的精神,他的勇气,他的那颗闪闪发光的心,感动着我们每个人。我们没有豪言壮志,有的只是在迷失的那一瞬间,想想我们敬爱的方教授,用他的精神来指引自己前进。”国防生张晓明感慨万千。

这两堂课是方永刚“磨”来的。刚做完癌症手术,徐明善主任来看他,他坚持着要去上自己没上完的课。当听说徐主任已安排别人替自己上课时,方永刚急了:“我肚子有问题,但脑子没问题,嘴没问题,我还可以上!”在他一再强烈的要求下,终于才获得了这次讲课的机会。

  方永刚爱他的课堂、爱他的学生,如同热爱自己的生命,不舍得离开。“一站到讲台上,一见到学生,听到他们,看到他们,我就兴奋。”方永刚说,他一直致力于把他的每堂课都上成“精品”。“每堂课我都是主角,我都把自己放在自己导演的那部戏中去,每次都精心准备好演每一个角色,即使相同的课也都像演员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忘我地投入,完全地融入进去。”方永刚讲课有几个条件,第一是要准备一条毛巾来擦汗,第二是准备白开水随时要喝,第三要了解一下听众的年龄层次。然而,每当听到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他所有的疲劳和不适都会在眨眼间不翼而飞。

  1月22日,方永刚又瞒着学院和210医院,来到大连市地税局稽查三分局宣讲科学发展观。课前,三分局没有人知道他得了重病。三分局的税务干部们听方永刚讲课始于2002年,此后,大家只要听方永刚讲课都自觉记笔记。

  “他讲课的时候大汗淋漓,不停地用毛巾擦汗,等他走的时候,毛巾都能拧出水来……那是不是最后一课我不知道,但那一课够我记一辈子的。”稽查四科科长杨相民说,方永刚那天像往常一样自信地走进教室,然后激情飞扬的讲课。但是讲到一半的时候就开始猛擦汗。往常在这里讲课,他基本上都是半天或一天,这次只讲了一个半小时。很多人都感觉没听够,方永刚非常抱歉地告诉他们,他现在有病,讲完课后要去化疗。

  那天,在他面带微笑走下讲台的时候,全体同志自发地起立,掌声如雷鸣般响起。这在稽查三分局政治教育的课堂上是绝无仅有的。方永刚的敬业精神、诚信精神和知行统一的践行精神感动了他们,他们目送着消瘦了许多的方永刚离开……“从实践来看,真理并非完全理性的,而是有感情的,这种感情体现在与民生的结合上。为人民谋利益,广大群众就欢迎它、拥护它、接受它。”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方永刚从来不“玩虚”的,他说:“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要干,就要干出点名堂。”

  有一次有人对方永刚说:“我最不爱学政治理论了,一到政治课我就打瞌睡,溜号,你专门搞理论,那么枯燥,你怎么能搞得下去呢?”方永刚知道,有这样想法的人还不在少数。然而,他从来没有认为理论枯燥。他激动地说:“理论的发展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工作很生动,我从事理论研究的过程,就是快乐奔跑的过程!”他用行动证明了理论课一样可以“生动”。他上课好多时候是两节课连在一起,一讲就是90分钟。不是他不想下课,而是学生们不同意,常常都做成报告了,每次课后,常常会听到学生们发自肺腑的掌声。

  方永刚通过长期的实践,感觉到政治课要吸引人,既要有导向性,又要形式多样。所以他讲课一般采用三种方式:一种是根据听众想要听什么,想要了解什么,想要他给解答什么疑问,让听众出题,然后有针对性地讲。一种是听众边出题边讲,事先不知道要讲什么,像答记者问似的。第三种就是他讲完以后,听众提问题,不管什么问题,他都会耐心地解答,这样就满足了听众和学生的好奇心,效果非常好。这两年,方永刚在辽宁师范大学、大连轻工学院等高校给学生讲课,主要讲中国的当前形势、中国的外交政策等大学生关心的问题。他常常会留出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给大学生们提问,有些人提的问题都特别尖锐,他都能一一解答,学生们都特别愿意听。

  他还积极为地方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大连市成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全国文明城市,也有方永刚的贡献。2004年,按照市委的统一部署,市委宣传部开展了“邓小平生平与理论”论文征集活动,他和徐明善、陆惠烨撰写的《论邓小平政治交代的军事价值》一文被评为特等奖。2005年3月,他应市委宣传部邀请,参与起草了发表在辽宁日报一版的研究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特点与规律的重大理论文章;6月,又应市委宣传部邀请,参与了全市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报送的500多篇论文的评选工作。8月,他在大连日报上发表了《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一文。2006年秋,为了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开展了“人才与创新”主题征文,他递交的征文《刍议人才与创新》获得一等奖。方永刚经常应邀参与地方的理论研究工作,是大连市委宣传部“六个一批”人才工程中理论人才的首批入选者。他还参加了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大连市建设学习型、创新型城市、创建文明城市、构建和谐大连等应用性课题的研究,参与市委宣传部重要理论文章的撰写工作等。2005年,为落实中央及省委、市委“贴近基层、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要求,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了“科学理论进万家”活动,方永刚按照分工,撰写了《科学理论ABC》这一群众性理论读物的第一编《邓小平理论》。这本书印了10万册,赠送到全市近10万个家庭,深受群众欢迎。

  “搞理论研究的也要有群众基础,我们这些基层政治理论教员研究党的理论,以群众的眼光看待理论,更有说服力。”方永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最喜欢走到群众中间,了解群众的感受,听取群众的呼声,然后,根据群众的需要研究理论。2001年,他来到旅顺口区铁山镇,做了一场关于入世对我国农民的影响以及我国周边形势的报告,会场上有上千人。他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农民们听得非常认真,全场鸦雀无声,听完后还纷纷找他询问。一个80多岁的老党员坐在担架上听了一上午,结束后也来找他说:“孩子啊,你怎么会说农村话呢?”他说:“我本来就是农村出身的,我也是农民的孩子。”那位老人特别高兴,跟他讲了很多自己作为一个老党员对家乡变化的关心,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对农民待遇的看法……

    方永刚特别关注热点。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他都做跟踪研究。因为这些热点都是学员、官兵、群众迫切想知道的。他们越需要,方永刚就越要研究追踪。“我就怕他们知道的问题,我不知道。”方永刚说,“我要站在最前沿”。

  “如果有一天我的生命之钟停摆了,我愿意把它定格在自己的岗位上,永远保持一个思想理论战线英勇战士的冲锋姿态,让有限的生命为太阳底下最壮丽的事业而燃烧!”

  “小张啊,你能不能少给我弄点儿麻醉药?”210医院医生张峰听到方永刚这个要求时吃了一惊。

  “那是手术前,按要求我们要探访病人,我在病房看到他时,他正在看书。”张峰说,得知他是自己的麻醉医生后,方永刚和别的让多用点麻醉的病人截然相反,提出少用麻醉药。“我是从事政治理论研究的教员,要有一个清醒的大脑。”方永刚说。

  “他在手术前还在想着他的学生和理论研究,令人敬佩。”张峰说,手术第四天,他又去病房回访,发现方永刚已经在看书和写提纲。张峰开玩笑地说:“方教授,没有变傻吧?”方永刚憨厚地微笑着说:“挺好挺好。”

  “永刚身上有种奋不顾身的劲儿,他对自己的一些事情看得非常轻。”他的同事崔常发教授说,只要他想要学的东西,他一定要学好,这是他的特点,他做事情也是这样,《论长征精神的时代特征》这篇文章就是他病非常重时写的。

  “他不仅是我的爸爸,也是我的朋友,我的老师。”已经上了高中的儿子方舟一直以父亲方永刚为骄傲。爸爸在家中从不像长辈那样严肃地和儿子对话,而是常像一名知心朋友似的和儿子探讨一些话题。“比如三个代表最后一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就跟我说,共产党是靠人民立起来的,没有人民就没有共产党,那么共产党反过来就要反哺于人民,使人民过上富足的日子……”爸爸和儿子说的话,儿子就这样铭记于心了。

  “他在家时是充满朝气的,他在阳台做饭时吹着口哨,敲门的时候吹着口哨,下班回家也是吹着口哨的,他是快乐的一个人……”他的妻子回天燕如是说。

  早在去年3月,方永刚的病情就已露出了端倪,但由于工作太忙,他一直没有做系统检查。正赶上学院要对海军基层政工班4期1500名学员进行培训,他主动请缨,承担了第一课《新世纪我军历史使命对海军基层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为了讲好这堂课,他精心准备,看了上百万字的材料,到基层部队进行调研,找海军老兵了解情况,向随舰出访的同事调查事例,十二易其稿,试讲了十多次。正式讲课时,虽不停地冒汗,他仍是满怀激情。四节课下来,他的衣服都湿透了。实在坚持不住时,他在课间不得不到休息室的沙发躺一会儿。

  这一课受到了很好的评价。《中国军事科学》杂志2006年第四期上专门发表了他这一课的讲课内容。

  “主刀大夫在给他做完手术后说,这个人真是个铁人,病到这种程度竟还能上班。”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医疗所所长王蕴强是第一个知道他患了绝症的人,“他身体平时很好,从来不到门诊看病,但当他找到我时已经拖了太长的时间。”王蕴强掩不住地惋惜。

  今年元旦刚过,教研室主任徐明善又来到210医院探望方永刚。经过两次化疗,方永刚感觉身体还不错,向徐明善请求说:“医院决定1月25日进行第三次化疗,有人说很难顶过第三次、第四次化疗的,在第三次化疗前,安排我给学员们上一次课,就把最后一个专题留给我吧。”徐明善不同意:“我不能让一个癌症病人去讲课,人家会说我们在作秀啊!”方永刚说:“我都癌症晚期了,还作什么秀?作秀还有什么价值呢!我就是不甘心,我这么热爱理论教学,可病魔却与我开起了玩笑……”说着说着,方永刚哭了。与方永刚共事20多年,徐明善还是头一次看到他落泪,两个战友紧紧地抱在一起……

  面对绝症,方永刚一直是乐观的。“在我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无论生活多么坎坷,无论我付出了多少劳动,但是我值得。”他说,“因为我是为我的理想为我的事业而奋斗,所以我无怨无悔。”而这样的豪情壮志,这样不服输的精神,注定将伴随他的一生。“不管癌症是中期还是晚期,我研究和传播党的理论没有限期。我能舍弃我的生命,但不能舍弃我的事业;我不惧怕癌症,但害怕离开最钟爱的三尺讲台!我要把这次生病当作行军途中的一次‘稍息’,一次精力和体力的集中‘充电’……这是我的生命之约,这是我的信念支撑!”

  方永刚,大连人民在关注你,大连人民在祝福你……